了，病了，但还有些话想对可能领导葡萄牙未来的人说。”
信发出后，莱拉知道这可能是个危险的提议。但她也知道，如果不在理念和实践之间建立桥梁，所有保存的记忆可能永远停留在纸上。
1613年，莱拉的健康进一步恶化。医生诊断她患有严重的心力衰竭，可能只剩下一两年时间。她开始整理最后的物品：家族传下来的星盘、灯塔胸针、太平洋的黑曜石双体船、香料群岛的肉豆蔻木盒，还有她自己的航海日志。
她决定将这些物品分散赠予值得信任的年轻守护者，每件物品附上一封信，解释其象征意义和历史。星盘送给了一位有志于跨文化科学史的学员；胸针送给了伊莎贝尔，那个负责国际联络的年轻女子；黑曜石送给了一位研究太平洋文化的学者；肉豆蔻木盒送给了迭戈，象征知识与贸易的复杂关系。
而她的日志和手稿，她决定送回葡萄牙——不是现在，是在她去世后，通过安全渠道送到里斯本，交给费尔南多修士或他的继任者。
“我的记录应该回到它们描述的土地上，”她对迭戈说，“即使有风险。”
1614年春天，卡洛斯从马德里传来消息：经过精心安排，杜阿尔特同意见面，地点选在葡萄牙边境附近的一个中立地点，时间定在初夏。全程将由杜阿尔特的安全人员负责，卡洛斯作为中间人协调。
莱拉知道这可能是她最后一次旅行，也可能是她最后的机会，将阿尔梅达家族五代人的思考直接传递给可能塑造葡萄牙未来的人。尽管医生强烈反对，尽管迭戈担忧风险，她决定去。
“如果我不去，这些理念可能永远停留在学术讨论中，”她说，“如果葡萄牙要有一个不同的未来，它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不是来自流亡者或理论家，来自一个见证了世界之广阔、理解了帝国之代价、仍然相信可能性的声音。”
出发前夜，莱拉在阿姆斯特丹的小房子里写下了可能是最后的日记：
“1614年5月20日。
明天我将踏上前往葡萄牙边境的旅程，会见一个可能成为国王的年轻人。我不知道这次会面会带来什么，甚至不知道是否安全。但我感到平静。
我的一生从马德里的潜伏开始，经过太平洋的航行，到阿姆斯特丹的组织，现在似乎要回到葡萄牙——不是地理上，是精神上。一个循环正在闭合。
我想起母亲贝亚特里斯坦在阿尔加维石屋的最后日子，她整理文献，传递原则，然后安详离去。我想起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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