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所”，以讨好新君主。
“绝不，”玛丽亚坚决地说，“我们是荷兰的研究所，研究荷兰的土地。我们就叫‘荷兰农业研究所’，简单明了。”
但名字改变伴随着资金压力。英国赞助方减少了拨款，理由是“战争优先”。荷兰各省议会表示同情但不给钱——“农业研究很重要，但目前财政紧张”。
玛丽亚的丈夫约翰（现在是陆军上校，正在佛兰德斯前线）写信建议：“也许该商业化一些成果。你们培育的耐盐小麦种子，可以卖给农民，用收入补贴研究。”
“那不就变成生意了？”
“一切最终都是生意，亲爱的，”约翰在信中写道，“尤其是在没有国王保护的共和国里。”
与此同时，扬二世的航运公司遇到了新挑战。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导致地中海航线风险剧增，法国和西班牙私掠船猖獗。保险费率涨到战前的三倍。
更糟的是，英国海军开始更严厉地执行《航海条例》，扣押“涉嫌与敌国贸易”的荷兰船只——定义模糊，执行随意。
“上周他们扣了我们两艘船，”扬二世在账房报告，“说船上可能有法国货物。我们付了罚款才放行，但货物已经变质了。”
小威廉看着损失报告：“我们需要英国朋友。高层朋友。”
“在安妮女王的宫廷里？我们认识谁？”
小威廉想了想：“丘吉尔。现在是马尔堡公爵了，英国军队总司令。他在威廉国王时期就欣赏我们的效率。也许可以……投资他的战争努力。”
“贿赂？”
“投资，”小威廉纠正，“提供优惠的运输服务，捐赠‘爱国基金’，邀请他的侄子来公司实习。用商业语言包装政治关系。”
扬二世皱眉：“祖父会赞同吗？”
“你祖父会先计算成本效益比，”小威廉说，“然后问：有没有更便宜的方法？如果没有，就做。这是荷兰的生存之道：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找到可计算的妥协。”
1703年，政治空白开始显现后果。
荷兰军队在佛兰德斯由多位省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指挥，决策缓慢，常常错过战机。马尔堡公爵（英国指挥官）私下抱怨：“和荷兰人合作就像和七只乌龟赛跑——每只要先问自己的壳同不同意前进。”
战场的失利反映在财政上。国债继续攀升，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的共和国债劵价格跌至面值的百分之七十。这意味着政府借新债要付更高利息，形成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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