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了45卷533张显微照片。”
罗振玉、董康、傅芸子、刘半农、郑振铎、浦江、张素痴、王重民、向达、姜亮夫、王庆菽等等，这些人，每一个人对敦煌文书搜集都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
这些前辈，在异国他乡，历经千辛万苦，抄写经书这是为了什么呢？
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能够顺利抄录已是幸事，而更多的前辈却遭遇国外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刁难。
一代又一代的大师，为了敦煌瑰宝重回祖国付出了很多。
苏亦对于他们的故事，一一讲述。
“在中国的敦煌政府在一批学者的呼吁下有关的考察和研究也开展起来了。在这一过程中，又一批文献被发现。”
“1942年2月至1943年7月向达加入西北史地考察团到敦煌做实地调查，在当地文人那里访查到不少敦煌写卷编成《敦煌余录》其中就有《毛氏郑氏笺注》、《文选》等文学资料。可惜这些资料至今没有印行。”
“1944年元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当年的7月初在拆土地庙建职工宿舍的时候常书鸿等艺术家发现了68件经卷.其中就有珍贵的《诗经》残卷。后来研究者发现这批经卷来自藏经洞。”
“日本学界获悉敦煌文献被法国人运走的消息后，京都大学曾组织‘五教授团’访华，当发现北京的敦煌遗书大都是与宋代以后刊本大藏经相同内容的佛教经籍后他们把目光转向西方。狩野直喜、矢吹庆辉、羽田亨、内腾湖南、石滨纯太郎、神田喜一郎、那波利贞、小岛马、冈崎文夫等人先后前往欧洲调查研究敦煌遗书。其中对中国敦煌俗文学研究起推进作用的是狩野直喜和羽田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