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考入咱们北大的时候，就是在法律系读的书，不过后来转入史学系。在向达先生的影响下，读的考古学研究生。”
这部分，苏亦多少知道一些。
邹先生是47年考入北大的，当年，他的名字还不叫邹恒，而叫邹绍权，邹恒是读了北大以后自己改的，还自号东来居士，笔名鱼行。
一听就就是个很有野心的小伙子。
至于邹先生好好的，为什么会从法律系转入史学系，这事也很好理解，49年建国以后，国民党的法律已经不合时宜，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当然，真要读法律专业也行，但是，邹先生志不在此，他又深受郭老以及顾颉刚《古史辩》的启发，就打算转入史学系了。
这个想法得到了当时史学系的向达先生的赞成和支持，甚至向达先生还专门向当时的史学系主任郑天挺先生做了推荐。
就这样，邹先生才顺利进入史学系读书，还顺利担任史学系学生课代表。
有了课代表的身份，跟史学系的诸位先生的接触就多了。
这样一来，邹先生就有机会接触到古文字、古器物以及考古学的相关知识。
比如，他接触的第一个师长就是张政烺先生。
当时张政烺先生在讲中国上古史、甲骨文、还有古器物学，北大当年的学生深受其影响，现在北大的诸位师长，基本上都听过张政烺先生的相关课程，就算宿先生也不例外。
除了张政烺先生之外，还有郭宝均先生以及夏鼐先生。
受到这些师长的影响，邹先生自然而然就入了考古专业的坑。
但一些具体的细节，苏亦就没有那么熟悉，所以需要还要跟许婉韵相互印证。
他也不是八卦。
前世研究的就是考古学术史，研究学术史，对相关的学者不熟悉，那怎么研究他们的学术思想？
这样一来，苏亦又有了新的发现。
比如，邹先生一个法律系的学生是怎么认识当时的史学系老师向达先生的？
许婉韵解释，“据我所知，他们都是湖南老乡。当年邹先生在法律系的时候，就有一个湖南溆浦籍的同学，所以，对方就约他相伴去拜访史学系同乡讲师向达先生。更加巧合的是，向达先生跟邹先生都曾经读过大庸私立兑泽中学，所以，邹先生因此感到格外亲切。此后，邹先生经常和同学看望向达先生，并且经常跟向达先生请教一些史学相关问题，就这样，向达先生在后来也顺理成章的成为邹先生走上学术路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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