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中国民族学界全面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学”，同时全盘接受民族学学科的苏联模式和苏维埃民族学派的观点，同时，民族学由于在政府主持的史无前例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发挥了中坚作用，积累了大量民族志资料而创造了学科史上的一段辉煌。”
“大家都听说过咱们建国以后，全盘接受苏联模式，然而，苏联当时是模式，估计大家都不清楚吧。”
确实不清楚，大家都在摇头。
“其他方面，咱们不涉及啊，仅限于教育领域。在苏联，社会学已于30年代被作为资产阶级学科撤销，人类学仅保存了体质人类学部分，本质上也没有人类学了，因为人类体质就属于生物学领域。至于文化人类学则与社会学同时被撤销。建国以后，咱们国内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也是同等命运，直接被撤销，体质人类学则存在于科学院的古生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完全脱离了社会科学领域。嗯，就是咱们考古界的大牛裴文中以及贾兰坡两位先生所在的古脊所的前身。”
“至于民族学，则以苏联的学科分类为样本，作为历史学的一部分得以保留。结果，也没保存几年，52年的全国院系大调整，所有的民族学系都被撤销，民族学的教师队伍被压缩，民族学专业也不再招收本科学生，这也是为什么梁先生他们会被并入历史系的原因，当然，这也不是最惨的。”
“啥？还有最惨的？”
苏亦的话，把大家都整不会了。
苏亦点头，“因为民国时期，学科边界比较模糊，因此，在院系调整时部分社会学家没有被改行发派到其他领域。如，原清华社会学系主任潘光旦、原燕大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原清华人类学系主任吴泽霖、原中大人类学系主任杨成志，在其所在系被撤销后，都被调到了中央民院研究部从事民族学的研究工作。”
“上面提及的几位先生是权威，并不局限于他们，基本上全国各大高校，跟人类学、社会学相关的学者，都抽调到中央民院的研究部。于是，这里就成了民族学、社会学最后的大本营，大牛一大堆，除了上面提及的几位，还有费孝通、林耀华两位先生，剩余的人，估计你们没听说过，我就不说了。”
说到这，众人不解，“苏亦，这也不算最惨的吧。”
苏亦点头，“确实不算最惨，你们慢慢听吧。”
他接着说，“其实，按照原来美英的划分法是将人类学分为四分支：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改为苏联模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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