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著名的就是郭沫若跟张荫麟，尤其是郭，他跟容庚的交往过程，就充满了争议性。
后世好事者，都开始通过两人的信札来考究当年的两人交往之往事。
容庚是民国学术界核心人物之一，所以围绕着容庚的研究，其实就是整个民国学术史研究的缩影。
老先生的故事很多。
苏亦的文章没法一一涉略，除了他的生平以及学术成果以及部分的学术观点外，其他的部分都没有写入文章。
研究他也不是写大论文或者出书。
但他的《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这两部代表作是没法忽略不论述的。
前者是成名作，后者更是中国青铜器物学的奠基之作。
相比较金石、文字学外，他在刻帖、绘画方面的造诣也相当高，但他却不太注重这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觉得这玩意就是调味品。
他说，「金石之干燥无味，终不若书画之足供怡悦，于是治画之日渐多于金石矣。」
正因为如此，他也不太看重《丛帖目》这本为研究帖学、书学者不可缺少的参考书。
觉得这书，不算是学问，只是出自于个人书法兴趣的资料的汇编，顶多就是给后人的研究和鉴赏工作作资料积累。
以上是容庚篇，相比较容庚，商承祚的人生似乎就没有那么多争议性了。或者说没有那么多可以共后世好事者津津乐道的谈资。
但作为中大古文字领域两座大山，他俩的相同点不要太多。
都是罗王之学的继承者，研究领域高度重合。
早年同窗，晚年同事，终身同道。
要研究中国古文字学术史，把二老相提并论，相得益彰，再合适不过了。
商承祚是典型的年少成年，他比容庚小8岁，性子也更加活跃。
这不，研究生没读完就跑去南京教书，此后，辗转于国内各大的高校，直到48年回到中大以后，才安慰下来。
他在学术最大的成就还是在甲骨文领域，一部甲骨文字典《殷墟文字类编》让商承祚一举成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盛赞此书「可以传世矣」，用后世的来说，就是出道既巅峰。
此后，在甲骨学方面的研究，就停滞不前了。
容庚曾经说他是「甲骨学的逃兵。」，因为他以为商承祚编完《殷墟文字类编》后，还会继续编写二编、三编，一直编写下去，奈何，抗战爆发，商承祚到金陵大学教书，受限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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