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舍的铁门在身后沉重地关上，落锁的“咔嗒”声，像敲在每个人的神经末梢上。外面隐约传来的、属于郑钱的非人惨号早已彻底消失，但那余韵，混合着水牢的想象和令人作呕的死寂，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的头顶，也压在每一次艰难的呼吸里。
我没有立刻爬上自己的铺位。我的目光，像被无形的线牵引着，无法控制地，落在了对面——那个如今空空如也、只留下大片刺目暗红污渍的床铺上。
钱丽。
那个昨晚之前，还活生生躺在那里的女人。那个曾经跟着孙红霞，有些刻薄，有些小心思，但也会在深夜低声啜泣的普通女人。
现在，她消失了，以最惨烈、最决绝的方式，在这片污浊的床板上，用一道狰狞的伤口和冰冷的血，为自己划上了句号。
空气里，属于她的血腥味尚未散去，带着铁锈般的甜腥，固执地钻进鼻腔，提醒着这里刚刚发生过的故事。
但很快，这味道就会被更多的汗臭、体味、霉味覆盖，就像她这个人，很快就会被新的“货物”填补，或者干脆被遗忘，如同从未存在过。
我靠着冰冷的墙壁，慢慢滑坐在地上，面对着那片空铺。疲惫像潮水般涌来，但我睡不着。眼前晃动的，是钱丽垂在床边、皮肉外翻的手腕，是她被抬走时死灰的侧脸，但更多浮现的，却是很久以前，在某个同样压抑的深夜，她蜷缩在铺上，用极低的声音，断断续续向我吐露的过往。
那时在刘梅还在，丁小雨还在，孙红霞的“权威”尚未完全被吴勇的恐怖取代，日子虽然难熬但至少还有寝室这最后一点可怜“私域”的时候。
钱丽那晚似乎被一个特别难缠、骂得极脏的客户刺激到了，挂了电话后久久沉默，然后在熄灯后的黑暗里，忽然用嘶哑的声音，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江媛……你说，要是当初老老实实在老家开那小破餐馆，哪怕倒闭了去端盘子，是不是也比现在强？”
我没回答。这种问题在这里没有意义。
她似乎也不指望我回答，自顾自地，用梦呓般的语调，开始讲述，声音很轻，带着浓重的口音和一种深切的悔恨：
“我是开源县人……跟王楠楠，从小一起长大的。以前在县城边上，合伙开了个川菜馆子，卖点炒菜火锅……生意嘛，不好不坏，糊口而已。”
“后来……听人说，我有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老表，叫陈超林，在缅北混得风生水起，穿金戴银，回来都是开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