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元年十二月，辽东经略袁应泰接纳麾下的蒙古降兵、游牧牧民，乃至从后金阵营投诚而来的女真人，总数已然攀升至五千余人。袁应泰将这些精于骑射的外邦部众尽数编练成军，打散分散安置在明军各营之中，一来补足明军斥候骑术薄弱、侦查不力的短板，二来更是大胆放权，命他们作为先锋主动出关袭扰，专门清剿后金哨骑，几番小规模交锋下来，倒也真斩获了不少首级，取得了些许实打实的胜绩。
可袁应泰这般毫无顾忌接纳蛮夷的举措，早已引来朝堂科道言官的接连弹劾，一道道奏疏直指其中隐患。有御史在奏疏中直言蹊跷之处：“蒙古部落举族来投，人数何其众多，其部族头人怎会毫无察觉？又为何不加以丝毫阻拦？此事违背常情，其中必有诡诈！”更有耿直言官痛陈利害，直言此举是在辽东腹地埋下滔天祸根：“这些蛮夷向来生性反复，唯利是图，若是两军决战之际，突然临阵倒戈、反戈相向，届时辽东防线洞开，袁经略又该如何收拾残局？”
只可惜，明军接连不断的小规模胜利，早已冲昏了袁应泰与辽东一众边军将士的头脑，满心都是眼前的小胜，半点听不进逆耳的劝谏之言。在他们眼中，这些蒙古、女真降众弓马娴熟、骁勇善战，绝非无用之兵，更何况此前三岔儿一战，归附的蛮夷兵中有二十三人战死沙场，个个都是死战不退，这般忠心耿耿，哪里会有什么异心？袁应泰非但对弹劾之言置若罔闻，反倒对这些降兵降将愈发宽容优待，施以恩义、安抚人心，一心想要将其彻底收为己用，全然对暗藏的杀机视而不见。
朝堂之上，零星的弹劾之声，尽数被首辅叶向高以辽东战事要紧、临阵不宜换将为由强行压制下去。而辽东前线源源不断的小胜捷报，更是让辽东从上至经略袁应泰，下至各级守备边将，全都滋生出轻敌之心，愈发觉得后金八旗不过是一群草寇，不堪大明大军一击。
待到南方精锐援军赶赴辽阳，兵力得到补充之后，袁应泰立刻提笔向朝廷递上奏疏，核心论调铿锵有力：能战之师，方能固守疆土；能守之军，必是骁勇能战之辈。他正式奏请，定于泰昌二年三月，集结大军出兵辽东，一举收复清河、抚顺两座沦陷重镇。
而此番出兵，从泰昌元年十月商议定策，硬生生拖延至泰昌二年三月，究其缘由，依旧是萨尔浒之战时的老问题——粮草辎重迟迟无法集结到位，后勤补给跟不上前线用兵的步伐。好在朝廷此番吸取了此前强令杨镐仓促出兵、最终招致惨败的教训，并没有再三催促逼迫，给足了袁应泰集结兵力、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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