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会议。会上，他没有说任何空话套话，直接把政府的补偿标准和计算公式一条一条地摆出来，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给每一个人听。他告诉大家，按照现行的补偿标准，大部分企业能够获得合理的补偿，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单独争取——比如那些租赁厂房的企业、那些刚刚完成设备升级的企业、那些库存量较大的企业、那些雇佣了残疾人员工的企业。他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给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陆会长，那我们该怎么办？”有人问。
“分三步走。”陆原伸出三根手指，声音不高但异常清晰，“第一步，整理好自己的资料——房产证、租赁合同、设备清单、财务报表、纳税记录、员工名册，所有能证明你们损失和经营状况的材料，全部准备好。一份都不能少，一份都不能假。第二步，统一口径，以商会的名义跟政府谈判，而不是各自为战。我会牵头成立一个谈判小组，选出三个代表，其他人不要擅自跟政府接触，以免泄露·底牌。第三步，如果谈判结果不理想，我们再考虑法律途径。我已经让叶倾城联系了三家有行政诉讼经验的律师事务所，作为备选方案。”
台下响起了一片赞同的声音。有人当场表态：“陆会长，我们都听你的！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接下来的两周里，陆原带着周明德和三个选出来的代表，前后跟区政府谈了四次。第一次是摸底，了解政府的初步方案和底线。陆原全程几乎没有说话，只是让代表们提出问题，自己则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对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每一个细微的让步。第二次是交锋，提出商会的诉求和依据。陆原亲自上场，把四十二家企业的数据汇总成一张大表，用事实和数据说话，让对方无法反驳。第三次是拉锯，在关键条款上反复博弈。谈判从下午两点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中间没有休息，没有吃饭，双方都在咬牙坚持。第四次是收官，最终达成了一份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补偿标准上浮了百分之八，搬迁期限延长了两个月，政府承诺协助寻找过渡厂房，并对停产损失给予了一定的补贴。
谈判结束后，区政府的一位科长私下对陆原说：“陆会长，你是我见过的最难缠的谈判对手。你不吵不闹，不拍桌子不骂娘，但每一句话都打在点上，让我们根本没办法糊弄你。你准备的资料比我们还齐全，你了解的法规比我们还清楚。跟你谈判，我们一点便宜都占不到。”
陆原笑了笑：“我不是难缠，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四十二家企业，几千个工人的饭碗，我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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