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安置点里一个带着婴儿的母亲。她以为没人看见，但仓库有监控——赵默在末日后修复了部分摄像头，何成局是少数知道这件事的人。
他还注意到另一件事：柳如烟从不主动跟他说话。不是冷淡，而是一种小心翼翼的保持距离。她完成了所有工作，回答所有问题，但从不多说一个字。她叫他“何老师”，坚持用末日前校园里的尊称，好像用这个称呼就能在末日里维持某种文明的秩序。
柳如烟在仓库工作的第十一天晚上，何成局返回仓库取东西时，发现登记室里亮着灯。
已经过了晚上九点。柳如烟的班是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这个时间她早该回安置点了。
何成局推开门。
柳如烟坐在桌前，面前摊着那本没了封皮的词典。但她没有在看。她在哭。
那种哭法是成年人特有的——不出声，肩膀剧烈颤抖，泪水无声地砸在词典泛黄的纸页上。她咬着嘴唇，咬得发白，努力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声响。台灯的光照在她的侧脸上，照出眼角细密的纹路和鬓角几根白得不相称的头发。三十一岁，副教授职称正在评审中，先生在末日前一天出差北京，父母在老家生死不明，猫留在教师公寓里——那栋楼已经在搜寻队的报告中确认坍塌。
何成局站在门口看了十秒钟，然后推门进去。
柳如烟猛地抬头，手忙脚乱地去擦眼泪。词典被碰落在地上，翻开的那一页写着“dignity（尊严）”，旁边是她手写的批注——优雅的意大利斜体。
“对不起，何老师，我马上收拾……”她的声音在发抖。
何成局弯腰捡起词典，看了一眼那页内容，然后合上，放回桌面。
“想家了？”
柳如烟愣住了。这个问题太简单，简单到戳穿了她所有的伪装。
“……想。”她终于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先生在北京，末日前一天出差。电话打不通。我爸妈在老家，至今没有任何消息。我的猫……我的猫留在教师公寓里，前天搜寻队经过那边，说整栋楼都塌了……”
她说不下去了。
何成局从空间里取出一罐可乐——末日前再普通不过的东西，现在比黄金还珍贵。他打开拉环，推到她面前。
“喝吧。气儿还挺足的。”
柳如烟盯着那罐可乐，眼睛里的泪水又开始打转。她的手伸出去，又缩回来，像是在和自己的本能做斗争——接受就意味着欠他一个人情，拒绝就意味着失去末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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