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了几十个人。有人是靠近中军的。有人住在云阳车阵旁边。
还有人从头到尾都躲在粮车下面，只听见外面喊杀，却连敌人长什么样都没看清。
问的问题并不复杂。
什么时候开始腹痛？
谁先发现起火？
东门何时被打开？
贼人进营以后先去了哪里？
谁看见银车被拖走？
又是谁把银车追回来的？
那天那么乱，一个人完全可能撒谎。
十个人也可能串供。
可把府军、书吏、民夫和各县护粮人全部分开问，问出来的东西还能大致对得上，那便很难全是假的。
最终得到的情况，与邓绍武写的那份奏报几乎一致。
军灶确实先出了问题。东门也确实从里面被人打开。
贼人没有抢散在外围的普通粮车，而是直扑中军几辆银车。
邓绍武带着右营在中军死守。云阳县的人则从东口杀了进去。至于究竟有多少云阳人，没人说得清楚。
有人说一百。有人说两三百。还有人只记得黑夜里全是盾牌和枪尖，哪有工夫一个个数。
最关键的是，在那种情况下，更多人想的是怎么才能保命，而不是去观察战场。
这恰好给奏报里那句“百名护粮团并随行民壮”留出了足够的空间。
所有人说的都是真话。只是每个人看见的都不完整。最后拼到一起，事实也是真的。
可那一夜真正决定胜负的东西，却被轻轻压进了“从旁协援”四个字里。
直到第三日下午，顾廷钧才让人把邓绍武和林渊一同叫进签押房。
屋里除了顾廷钧，还有州衙推官、都司经历以及负责记录的两名书吏。
桌上放着的，正是那份伤亡册、军资损失册和封存起来的旧式军牌。
顾廷钧没有让两人坐。先低头翻完最后一页口供，这才抬起头。
“你们二人的说法，跟大部分证词都能对上。”
“那夜确有内应。也确实有军中旧卒参与。”
说到这里，他看向邓绍武。
“你为何只先送了一封短牒，却将俘虏、腰牌和详细案情一直压到益州？”
邓绍武拱手道：
“回大人。”
“营中口令、军灶、银车位置尽数泄露。卑职当时无法确认，内应究竟只在右营，还是已经牵扯到沿途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