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急切地解开他风衣的纽扣，推掉他肩头的衣料，指甲在他后背的旧伤疤上划过。
靳川的回应同样激烈——他的手探进她的围裙，扣住她纤细的腰，掌心的温度烫得她全身颤栗。
在那个港岛深水埗老旧唐楼地下室的十平米小房间里，在凌晨四点的昏黄灯光下，衣服一件一件地落在地上，混着风衣上的血迹和绘里围裙上的碎玻璃屑。
单人床承受不住两个人的重量，床腿在地板上发出规律的摩擦声。
窗户外面是深水埗安静的夜空，月亮挂在旧楼的缝隙之间，清冷的光辉洒在那盆快要枯萎的绿萝上。
绘里在他的肩膀上又留下了一圈牙印，比上一次更深。
靳川没有躲，他搂着她的腰，把她按在自己身上，感受着她的心跳——那颗心脏以极快的速度跳动着，像一只终于飞出笼子的鸟。
她俯在他耳边，喘息声里夹杂着支离破碎的日语和粤语，有些是思念的表白，有些是失而复得的狂喜，到最后只剩下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的名字。
外面的天色开始蒙蒙亮了。
深水埗的街头渐渐有了早起的动静——茶餐厅的铁闸门被拉开，送菜的小货车在巷口卸货，第一批公交车的引擎声从远处传来。
绘里蜷在靳川怀里，被子只盖到腰间，露出白皙的肩头和锁骨上新鲜的吻痕。
她用手指在靳川胸口上画着圈，一边画一边说话。
“正仁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她的声音还带着事后的慵懒沙哑，“我父亲在港岛做生意的时候，跟正仁的母亲……你懂的。后来父亲回东京，正仁跟他妈妈留在港岛。我一直知道有这么个弟弟，但小时候只见过两次。我来港岛之后才找到他。”
“洪兴双花红棍，”靳川看着天花板上的一道裂缝，“在这个年纪能当上双花红棍，不容易。”
绘里抬起头看着他，眼神里多了一丝认真：“正仁跟别的社团的人不一样。他不吸毒，不欺负普通人，不碰女人。他打架是因为……是因为他妈妈生病的时候借了高利贷，他进社团是为了还债。债还完了，但人已经陷进去了。”
靳川没有说话，但他的手指停在了绘里的后背上。
“你在想什么？”绘里问。
“我在想——”靳川低头看着她，目光沉静，“你弟弟想不想当话事人？”
绘里的瞳孔微微放大了一下。
她虽然刚来港岛不久，她知道“话事人”这三个字在这个城市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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