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的结果，只是觉得一切尽在掌握中，不管怎样他都能用皇权来兜底，所以不妨闹大点。
如今姜星火点了出来他也清楚，自己做的不甚妥当，所以虚心请教道：“那依国师之见，该如何处置呢？”
姜星火沉吟片刻，把自己昨晚想的办法说了出来：“不若直接两件事并做一件事，藉由李至刚的案子，推动案例补充法的产生和定期修改天宪的制度。”
强者从不抱怨环境，强者只会抓住机会达成自己的目的。
不待朱棣询问，姜星火自己继续说道：“所谓案例补充法，便是如《大诰》这种，以实际的司法判决案例，来为后世的判决定标杆，类似的案件，自然可以追溯，如此一来，一年复一年之下，虽然不可穷举，但总有接近的时候，遇到棘手的、《大明律》里没规定具体判法的案件，总有一个参考依据，以此律、例并行，有律择律，无律择例。”
老朱的祖训这玩意，说实话，基本坚持到明朝中叶就都报废了，法律制度也是如此。
法律是随着时代的需求而不断变化的，而老朱规定大明的法律就得以他钦定的《大明律》《大诰》为准，而且要万世不移，不增不减，这怎么可能？
哪怕姜星火不插手，案例补充法的诞生，也是必然发生的。
事实上，现在是永乐元年（1403年），如果历史线没有变化，那么到了弘治十三年（1500）明朝的中枢就会制定《问刑条例》二百七十九条，并且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重修，新增三百七十六条内容，于万历十三年（1585）又重修，新增三百八十二条内容，此后律、例并行。
案例法这种东西，基本上三、五十年就要重修一次，把这些年里遇到的司法判决实践的结果给补充进去。
“律、例并行？这倒是个好办法。”朱棣微微颔首道。
事实上，对于明代惩戒吏治的法律制度，一般人有一个刻板印象，也就是老朱经常把官吏杀的人头滚滚，动不动就扒皮实草，所以是“重典治吏”，事实上，明代对官吏犯罪，尤其是贪污行为的判决并不是以严刑峻法一以贯之的，而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洪武开国时期，之所以对待官吏犯罪持有的态度是乱世用重典，就是因为元朝法纪太宽泛，吏治太烂，所以老朱在位期间，不仅制定了対官吏惩治严厉的《大明律》，还又搞了一套《大诰》。
嗯，别人是法外开恩，老朱是法外加刑。
到了洪武末年，老朱为了后世的大明皇帝仍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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