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良知。”
这三个字就是姜星火的答案。
姜星火的“致良知”，跟王阳明的还不完全一样，他融入了自己所学的近代哲学的东西，并且尽可能地规避了心学心性论走向狂禅的可能，这个待会儿会展开阐释。
而在“古今王霸义利”三辩上，他曾借由张宇初之口，说出了“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心学四诀。
但“致良知”这个词在今天太学之会前，只在姜星火的口中出现过两次。
一次是在上海县衙讲学的时候，另一次则是在诏狱里和孔希路就有命论和志气说进行辩论的时候。
而这两次出现，都没有对“致良知”进行单独的释义。
实际上，如果说太学之会在此之前，姜星火主要用的是明末三先生里王夫之和黄宗羲的观点，那么真正能破解程朱理学心性论的，反而是心学的观点。
用唯物去对抗唯心是没用的。
能打败魔法的，只有魔法。
你要心证，那就来心证。
而之所以“致良知”是破解程朱理学心性论的灵丹妙药，是因为在姜星火前世的明代中叶，王阳明所思索的核心社会问题，就是方才所提到的那些。
当时，随着明代中叶经济的发展，大明整体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农业和手工业等领域，都表现得非常明显.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江南地区以雇佣关系为基础的生产方式逐步走向成熟，从而加速了传统自然经济的部分瓦解。
而基于自然经济的传统伦理道德，也就是“三纲五常”等道德准则，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已经不能正常运作，取而代之更多地是人们对经济关系中利益的追逐，关于这一点，王阳明等明代中叶的思想家们表现出了高度重视，如何让世人更好地处理伦理纲常与功名利禄的关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即不能否定经济形态的变化，也同时要维持道德准则，就成了王阳明等人努力研究的课题。
在当时，理学当时作为大明的官学，处境是相当尴尬的，几乎所有有识之士都认识到，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变革，想要维持道德准则，挽救当时的社会状况，依靠“天理”的外在强制力是不够的，还需要打破理学的藩篱，找出一条新路来。
王阳明的观点就是，社会危机产生的根源是天理与人们实际经济、社会行为的相互背离，这种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背道而驰的情况，只会造成大明的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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