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二日。
就在苏良以为夏竦油尽灯枯之时。
后者竟口述一篇近三千字的长文，命亲信撰写下来。
其名为：《自罪书》。
此文不仅呈递给了中书，而且还让一些民间书贩印制誊抄，分发到了汴京街头。
很快，此文章便传到了御史台。
苏良拿到此篇文章后，忍不住感叹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夏枢相自知大限已至，竟想起忏悔了，真是令人意外。不过，他确实该忏悔啊！”
当年的庆历新政以及这几年的全宋变法。
若不是夏竦为了个人利益而从中作梗，绝对会发展的更好。
此外，枢密院官官相护、谋私利者甚多，夏竦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说罢。
苏良拿起夏竦的《自罪书》看了起来。
“竦少时明敏好学，十二岁作《放宫人赋》，十七岁著诗《渡口》，有薄名。”
“景德四年，竦参加制科考试，考中贤良方正科，通判台州，兢兢业业，从未怠惰。”
“大中祥符七年，臣入资善堂，初为帝师，甚是惶恐，不遗余力为官家授学。”
“多年仕途，臣曾知邓州、襄州、寿州、安州、洪州、青州等地，历任安抚、招讨等使。”
……
苏良看着看着，顿时觉得不对劲了。
这哪是自罪书。
简直就是一份自夸书。
夏竦将其入仕以来的功绩细数了一遍。
有文治，有武功。
编修过国史、治理过地方、镇守过边疆……
且还有举贤之功绩。
他厚脸称，范仲淹、庞籍、韩琦、宋庠、宋祁兄弟都是他提拔上来的。
而涉及“自罪”的内容只有两条。
其一，是对当年宋夏战事中好水川之战进行了解释。
夏竦称主罪在他，而不在韩琦。
当时的他，应该据险而守，而非冒进。
他自知“夏竦何曾耸”的骂语已经无法洗白，故而大方承认了自己的责任，还顺带着将韩琦的过失揽在了自己身上。
其二，便是夏竦污蔑富弼和石介造反之事。
正是因此事，使得夏竦在朝堂民间名声下降。
引得许多人称其为奸邪之臣。
夏竦的解释是：他绝无私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朝廷，只是有好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