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突然出现一份愍帝血诏，不独令天中行台波澜骤起，在京兆当地也是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这件事虽然无论怎么看都透出一股虚假，但是对京兆民众们而言，最起码起到了一个作用，那就是让他们意识到原来他们也是晋祚故民，与天中行台并非天然敌对的关系。
这么说或是有些可笑，但却是一个事实。关中之乱要远远早于天下之乱，武帝太康年间便连年干旱，叛乱不断，及至惠帝继统，很快又迎来了长达十数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对于关中始终没有进行有效的管理。
虽然惠帝、愍帝两度驾临关中，但也都是旋来旋去，根本没有让关中人感受到晋祚王统的威严。生民或是流离失所，或是各为豪强荫庇裹挟。及后两赵次第兴起，当中乱象频生。以至于大量关中根本就不清楚，他们究竟是谁的子民。
行台王师叩望三辅，令得关中上下悸动难安。在这个时候，杜洪拿出一份愍帝血诏，让关中底层民众们明白，原来他们跟那些关东人居然是一个主子，共奉一个旗号。所以对于人心的安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生民不再惊躁悸动，镇抚管理起来自然更加轻松。而对于一些流寇军头而言，他们也欣喜于长安居然还手握这样一份筹码底牌，便都下意识向长安靠拢，避免游荡于野遭受误伤，大概心里也在做着襄助义事、谋求官爵的美梦。
但也并非所有人都如此乐观，尤其是一些真正实力不弱且眼界开阔的京兆豪族，他们对事态的认识自然要更全面的多。一者根本就不相信能凭区区一纸漏洞百出的旧诏便能逼退王师，二者或许本身便已经暗里搭好了投靠王师的桥梁。
要知道驻扎于弘农的王师前线主力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襄阳的军队，而襄阳正好是雍梁流人南逃的主要聚居地，其中不乏乡音乡情，那些部伍兵长们也都乐于招引乡徒入降王师。
可是杜洪突然搞出这样一件事来，触怒行台是必然的，也逼得这些人没有了再作观望的余地，要么尽快投降王师，否则便有可能在稍后的战事中作为杜洪的党徒从犯被歼灭。
因此，当杜洪将这一所谓血诏公示于外后，很快便有众多京兆豪强问询赶来长安斥问。
长安虽然名为关中首邑，但围绕此地恶斗经年，城池破坏严重，也早已经没有了雄城姿态。目下这座城池仍是坐落于汉赵旧基，但城墙大段大段的坍塌，内外坊里秩序荡然无存。就连早年刘曜修筑的宫舍建筑，也早被石赵焚烧一空，成为废墟。
城池虽然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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