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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才十九岁。
和离家的时候相比，我早就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变得千疮百孔，也变得麻木不仁。
我感觉自己的潜意识中一直都在为自己开脱，无论我在做什么事情，都可以说是为了重病的弟弟。
他是我一切行动的动机，可直到那一天，我和一个熟客敞开心扉，说出了我自己的困境。
“我晓得嘛……”熟客笑道，“好赌的爸、生病的妈，上学的弟弟还有破碎的家……我晓得。”
“什么……？”
“你们这一行都是同样的说辞嘛。”熟客笑着摇摇头，“但你这娃也太实在了，光说弟弟生病，哪有客人会心疼的嘛？以后可以再多说一些，比如妈妈也病了，爸爸也病了。我反正是熟客嘛，也不跟你计较了，走吧，跟我去车上吧？”
或许，我就是在那一天彻底死亡的吧？
仔细想来有一种荒谬的宿命感。
爹娘说过，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而我所有的命，似乎都决定了我应该从事这一行业。
就连「生病的弟弟」，都被说成是「业内的统一说辞」，几乎断掉了我能为自己开脱的所有可能。
原来是这样吗？原来小莎、兰兰、甚至小雅姐，都有这样一套相似的说辞吗？
所以我还是那个我，不会获得任何人信任的我。
也同样是在那一天，我在熟客的轿车上听到了电话声，那是我新买的手机，也是爹娘打来的第一通电话。
我本想用这个电话和他们保持联络。
我本想逐渐恢复和家庭的联系。
我本想让自己活得还像个人。
可娘在电话那头哭着跟我说，亮娃的病情因为拖了很久而严重恶化，已经没有办法通过手术治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