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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邱濬的意思其实并不是“不征”，而是不能“全征”，这里头要有区分。比如说粮食，农民本就交过租税田赋，他拿去市场上卖余粮，你还要再找他纳一笔税，那你这就是重复征税，不仅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道德的。
高务实同意这个观点，而且认为不仅是粮食不应该“重复征税”，包括棉布之类的民间生活必需品也应该做到低税，甚至最好能免税。
但他不能只考虑一个人的观点，王夫之虽然现在连人都还没出生，但他主张的观点并不是没有人提出过，而且高务实本人也知道那些观点。
王夫之持什么观点？与实学派的邱濬不同，更偏向于“道德实学”的王夫之(但不能认为他是心学派)有着更传统的抑商态度。他认为“商贾者，于小人之类为巧，而蔑人之性贼人之生为己极者……夷狄资商贾之利，商贾恃夷狄而骄，而人道几于永灭”；“生民者农而戕民者贾”。
正因为他主张抑商，所以他在其著作中崇尚刘邦“困辱商人”的观点，并认为“商贾者，王者之所必抑制”。
不过呢，他又承认商贾是经济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人(包括商人)都有缴纳赋税的义务，“不论客户、土著、佃耕、自耕、工商、游食，一令稍有输将，以供王民之职”。
在这里，王夫之抛弃了传统的农业单一税的思想，坚持商税是正当的财政收入，不仅应当纳税，而且一些“不劳而多获”的商品还应当缴纳更重的赋税。
他还强调国家军队的支出应由商税中来。比如他曾在《噩梦》中说：“且如周制，兵车之赋出于商贾，盖车乘、马牛，本商之所取利，而皮革、金钱、丝麻、竹木、翎毛、布絮之类，皆贾之所操，是军器皮作火器各局之费，应责之於商贾也无疑。”
除了王夫之外，还有马卿也从重农抑商的角度解释征商是符合上古先哲王法的，他称：“及照我国家钞关之设，非直征税出入，以足国用，实欲抑彼逐末，而归之农，正古先哲王念民之依，贵五谷而贱金玉之意，诚良法也，故市廛之征，王法不废”。
根据当时国库空虚的情况，又认为征收商税“可以济公用而宽民力”。他又说道：“今前银支费巳尽，高墙之供决不可缺，而民力巳竭，实为不堪，夫征商之余利，与浚民之脂膏，利害相去远矣。”为征商合理性提供了道德上的解释。
随后，又建议“且天下商贩往来南北者，皆经临清等处征税，何独循淮而西之商经正阳者，乃得不税，亦为不均”，以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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