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爵还在回京的路上就已经想清楚了，皇上此番无论耍了多少花枪，归根结底只是因为朝廷缺钱，而高务实却是他眼中最会理财的那个人。
既然如此，高务实近期若有所为，则必与商税有关，而皇上一定会尽力配合。
于是，京察遂起也。
王锡爵深知，此次京察既然根由就在商税，而海瑞又是个一根筋的家伙，以高务实之阴险难测、毒计百出，他必有本事说动海瑞，把这方面当做其主持此次南察的核心思想。
海瑞是何等人也，那是拦得住的吗？当然拦不住。昔日徐阶拦不住，今日他王锡爵照样拦不住。
既然拦不住，何不换个思路？
如今我王锡爵就是最大的出头鸟，在江南籍官员之中的地位和身家就好比昔日之徐阶。
徐阶当初之所以被搞得灰头土脸，有三大原因：其一是自己已然致仕；其二是高拱独承圣眷；其三是没能“广泛发动群众”。
如今，申时行为首辅，我王锡爵也是辅臣之一，在朝中尤其是内阁之中，是能和实学派旗鼓相当、平分秋色的。这一点，徐阶当时比不得我今日。
如今，论圣眷或许仍当以高务实为天下第一人，然而高务实与高拱其实并不相同。高务实是皇上的伴读、同窗，他们之间的关系大抵相当于友情。而高拱是穆宗的帝师，穆宗在高拱身上感受到的可不只是老师的威严，更多的其实是他毕生缺失的父爱——那相当于是亲情了。
友情亲情都是情，本无所谓高下之分，但友情是可以选择的，而亲情没有选择。
你能选择和谁交朋友，但显然不能选择谁是你爹。高拱在隆庆朝的厉害之处，最狠的一条就是隆庆帝在心里有把他当父亲看待的迹象。
所以，二高虽然都是圣眷加身，但相对而言两者性质有别。这一“别”的现实差距在哪？在于高拱在阁之时，他是“先生”之首，皇帝可以名正言顺首先考虑他的意见——“天地君亲师”嘛，旁人即便不服，也找不出多少可以反对的理由。
高务实虽然也当过日讲官，但显然不会被视为帝师，眼下的“帝师”是几位阁老。这就意味着，但凡天下有事，哪怕皇上心里只想听高务实的回答，他也必须按照约定成俗，先去征询阁臣的意见，并且必须给于足够的尊重。
于是在这第二点上，王锡爵也可以说“徐阶当时比不得我今日。”
至于其三，徐阶当年应对海瑞清丈田亩一事整体显得非常被动，在以上两条原因之外，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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