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来自民间的巨大力量。
正统元年(1436年)，户部尚书黄福(注：看过按广西卷的读者，还记得高务实拿下安南后我曾经写到过此人，对他很是夸赞了一番的吗？)上奏皇帝：
“宝钞本与铜钱兼使，洪武间银一两当钞三五贯，今银一两当钞千余贯，钞法之坏，莫甚于此。”
当时朝廷面对的严峻现实是，宝钞已经贬值千倍，实际上已被民间弃之不用。对于朝廷而言，这显然是一个极具威胁的事实。
出于本能的反应，明廷中枢仍企图通过变更政策，千方百计地维护宝钞制度。可惜，所谓变更政策，也只是欺国害民的“以钞收银”。
尽管朝廷采取各种措施，力图确立宝钞的货币主体地位，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制止白银对于宝钞的冲击。
事实上按照高务实的看法，明朝发行宝钞既无钞本，又无限额，发行量大，回笼量少，兑换新旧钞的秩序不仅混乱而且价格悬殊，再加上这宝钞制作简陋，极易伪造，简直样样都不行。
宝钞这种低劣的纸币充斥市场，显然大大超过了社会商品流通实际的货币需求量，必然造成通货膨胀，宝钞日益贬值。
而且以高务实的看法，大明朝廷实行钞法，从历代皇帝主观上讲，就是为了聚敛财富，根本就不是便民。钞法在实行后不久便出现各种问题并很快崩坏，与这种动机有密切关系。
客观上来说，从实行钞法中获得好处的除了朝廷，便是某些奸商和不法官吏，钞法给一般老百姓带来的仅仅只是灾难。
实际上自成、弘年间以后，民间的对宝钞的不信任感已经达到巅峰，宝钞已完全失去货币的信誉和价值，民间支付所用主要是白银，宝钞不能流通，钞法也就形同虚文了。
隆庆之后，白银成了正式的货币，而在一条鞭法广泛推行——尤其是在江南地区广泛推行之后，这一局面便再也不可逆转了。
不可逆转的不仅仅是大的制度，还在于细节方面的制度。比如除了田赋和徭役被以田地为单位统一收银计算之外，朝廷官俸、军饷这二项最大财政支出以及盐税、茶税、关税、商税等重要的大宗国税收入，也都以白银计算。
这，便是银本位的确立。
不过对于高务实而言，在他眼里银本位虽然肯定比以往要进步多了，但仍然还有很大“进步的空前”——没错，他想要的就是纸币化。
大明宝钞的货币纸币化固然是完全失败的，但这并不代表纸币化是错误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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