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
多尔衮一听，很合胃口，遂采纳了这一提议，于顺治二年六月间，再次颁发“剃发令”，规定：“全国官民，京城内外限十日，直隶及各省地方以布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剃发。”
当然，孙之獬其人虽然让清廷放下了推行“剃发令”的最后一丝顾虑，却也由此为世人所不齿，甚至连清廷都看他不起，在发现他没有其他本事后，便将他革职为民，最后被起义军处死，也算是恶有恶报了。
其实，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像孙之獬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如谈迁就在《国榷》中沉痛地写道：“彼东胡始入燕，未闻远略，汉人从逆，导之南下，胥海内而左衽之，而又不以佐命见，则所谓绝好、杀使臣、下江南者，是诚何心哉！”
把话说回来，“皈依者狂热”的根源在于身份认同，在于渴望融入新圈子，那融入新圈子又是为了什么呢？名是不见得想要了，那就让大家都背负起这个名声，如“大明忠臣”洪承畴等，应做如是想。
那利呢？如何保住自己的切身利益？
回归到明末清初大变局，士大夫们对明朝悲观失望，投降大顺，其高级官员往往被尚未腐化变质的李自成农民军所打击；投靠南明，又被马士英等打入另册；投降清廷呢？清廷创立了满汉两套政治架构，一个官位能给两个人做，完美安排了这些“前明高层”。
可见，所谓“皈依者狂热”，终究不过出于一个“利”字耳。那么，回过头来看高务实的归化户籍制，又何尝不是按照这一思路反向制定的政策？
“……久而久之，加入我们的葫芦越来越多，剩下的葫芦一方面是越来越少，越来越不足以对抗我们，另一方面他们也会被加入之后的利益所诱，也开始动摇起来。
如此，我们只要缓缓放宽加入标准，终有一天，所有的葫芦都会摇身一变，先变成归化汉人，再变成去掉归化二字的‘纯汉人’。由此，整个南疆再无土著，全都成了汉人。
那么此时，我们还需要担心被太多葫芦冒头给掀翻的问题吗？即便皇权无永恒，但届时推翻我们的，那也是我们自己的人了，而那个新朝廷无论如何也只会是另一个汉人朝廷。如此则南疆汉化彻底完成，我无憾矣。”
这段话太让人震惊了，尤其是对于高国彦、高务正和高杞来说。不过他们最震惊的倒不是什么南疆汉化，因为高务实有这份心思是明摆着的，他们早就知道。
他们更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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