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掌握生产技术，可惜却忽略了大飞机制造需要的是一整个工业体系。就算复制了麦道和波音，难到能复制五千多个波音的大、中、小型供应商吗？
波音飞机上的一个零件，可以养活一个美国或者欧洲的一家小型企业。也许全世界生产某一零件的也只有两三家小企业，这些无法计数的专精型小企业，才是波音的核心竞争力。没有看到中国此时工业体系无法支撑MD-82的需求，没有波音对技术的投入和供应商的管理体系，盲目的以为引进能够解决生产，这是何文治最大的失误。
但问题是何文治的私心。
为了上飞和他的仕途，他可以将MPC-75的合作拖瘦、拖死，将另一个有希望的计划搅黄。原本中国可以提前至少十年时间，就先经历一次ARJ-21项目类似的锻炼，从头掌握一种新客机从设计到投产的整个流程。但仅仅是因为担心威胁到MD-82项目未来可能的市场，就把这个希望掐死在了萌芽阶段。
“沃尔先生，西飞同样也是合作方，绝不会希望出现这种事情。”吴大观站了出来，解释道：“西飞是新支线客机计划的执行主力，承担的风险已经非常沉重。将更多的风险再转嫁到西飞的头上，更有可能的是让反对西飞的势力得逞，导致西飞不得不退出合作。我想我们四方合作的基础，应该是共同开发出新的支线客机。在这个目标下承担各自力所能及的责任，我们应该更加团结在一起，而不是互相算计，否则这样的心态对合作我想没有什么好处。”
吴大观的身份在那里摆着，即使是沃尔也不可能对他的发言置若罔闻。
他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如果格鲁门和沃尔的目标是把事情做成，那就应该多考虑一下互相帮助，共同克服困难，不要太过于计较得失。而不是遇到问题，去冷冰冰的扣合同和规则，将一切利益得失都算的斤斤计较。这样的话如果对八十年代的国内企业和个人来说，或许是没有问题。但换成是沃尔和曼斯坦因，双方对“商业”的不同概念就产生了差异。
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中，价值大约是等于付出的劳动和原材料两者之和。而对于沃尔这样的西方商业精英来说，价值则是通过稀缺性和风险等因素构成的。
也就是说，哪怕只是一个灵光一闪的好点子，不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只要它是非常“稀缺”的，那么它的价值就会非常高。同样金融业的风险巨大，因此它赚取超额利润也就是合理的，并不因它实际上并不创造价值而变得低廉。
究竟哪一种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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