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全都反应出京畿之内治安情况堪忧，而在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天下适乱年久，这些官宦权贵们对于所掌握的势力任性使用，并且朝廷在律令监察层面上根本做不到有效的管控与防禁，如此才令他们有恃无恐。
在许多人看来，他们的官爵本身就拥有着任意而为的特权，功勋官爵就是为了不受约束。或许对上需要奉守忠诚效劳的责任，但是对下则就仍是百无禁忌，不必恪守什么规令的约束。
天下纷乱多年，无论是朝廷的律令章制还是社会的道德规范都遭受了极大的破坏，想要重新建立规范起来也并不容易。
尤其长安城中权贵众多，他们为国效劳尽忠，结果还要与黔首百姓共享城坊资源、共同遵守城坊规令，如果本身没有一定的道德素养，实在是很难遵守。
所以历史上一直到了隋唐时期，畿内民风仍然是关中排的上号的差，因为充斥着特权阶级和投机者，以及各种强梁盗匪，可谓是五毒俱全。
李泰自然不想在他统治下的长安城仍然一直存在着此类的问题，严抓此事正是为了以儆效尤，在听完柳庆等人的案情奏报之后，他便开口说道：“此群徒谤议朝政一事，先行处断判决。判决之后，群徒不得放出，转为京兆府狱收监。”
现行的律令条款，并不足以对这些人加以严惩、警示时流，所以李泰便打算先对他们进行另一项量刑比较自由的罪事进行惩处。同时督促有司加快新的相关令规的编拟，虽然并不能以后编之刑令严惩前罪，但数罪并罚之下，也能给人以足够的警诫之效。
谤议朝政，轻则扰乱视听，重则心怀不轨，量刑如何，全凭君王和当权者一念之间。尤其如今朝廷正以官爵而大酬功士，这些纨绔子弟竟然胆大妄为到认为朝廷封授不公，如若不加严惩，自然不足以正视听。
所以当有司据此判决的时候，量刑起来那就严重多了。
凡所涉事人员，有荫授官爵者尽皆革除，并加禁锢之刑、不得参预选官，直接给这些人的政治前途提前画上了一个句号，其中宇文直、于兰作为主犯，并加流放之刑。至于太傅于谨，因教养不善而夺其太傅荣衔，念其旧勋以三公礼归邸荣养，不再参与朝政。
其余同案而不同罪人员，鸿胪卿于寔黜落出朝、发为湘州长沙太守，尚乘奉御高孝琬则夺其爵、所荫父爵以县伯还授其兄高孝瑜，高孝琬则贬为沙苑副监，离京前往沙苑掌管沙苑厩畜牧事宜。
一番惩罚公布出来，自然是令朝野凛然，京中时流谁也没想到，仅仅只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