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又签订《续定招工章程条约》，允许英法殖民者在中国任意招募劳工。
当然，这种看似合法的招工，实际仍是苦力贸易。
招工馆往往雇有大批打手，收买拐子、人贩，到乡下掳掠苦力，送到厦门、汕头等地集中收容苦力的“巴拉坑”，待船运出。
他们会在华工胸前烙上运往目的地的标记，看待他们基本等同刻上耻辱烙印的奴隶一般，待遇可想而知。
据估计，1852年至1858年，单单汕头就运出苦力4万人，其中竟有8000人在未开船前即被虐待致死，大多弃尸海滩。
李谕叹了口气，他很快也明白过来为什么尽管广东、福建两省素有移民传统，如今前往南非的劳工却主要来自华北，尤其是河北、山东和河南地区。
义和团运动后期被清廷始乱终弃，联合洋人将其绞杀。许多参加起义的农民四处逃亡，为躲避朝廷的追捕，不得不出国当劳工。
加上八国联军的侵华，让整个北方地区乱成一锅粥。
人祸的同时华北地区再遇天灾，水灾、旱灾、虫灾接踵而至，大雷冰雹、地震土崩，灾难不断，进而引发更可怕的持续饥荒。
在此天灾人祸之时，与其在乡间“易子而食”，不如干脆出洋讨个生路。带着这种想法，6万余名华工踏上了前往好望角的不归路。
这种情况哪怕圣人再世也很难想出好办法。
虽然李谕很清楚，白人老口中的“两先令”根本不会完全兑付，基本会缩水成每日工钱只有一先令（算算差不多是不到200文钱）。
但是他们留在清廷的地方“父母官”手里，可能真不如出国当劳工，最起码能吃上饭，多少有点活的希望。
虽然华工在南非时一直遭受着非人待遇，每天工作长达12小时，而且经常连续几个月终日在水中劳动，更是因为肺结核、肝病，死亡时有发生。
但是，华工对南非的金矿依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牺牲。
约翰内斯堡的33家金矿公司从1902年的家家亏本，发展到1905年的家家盈利。
南非金矿的产值也蹿升到了世界首位。
甚至英国政府也承认：“华工在南非采矿业最困难的时期做出了贡献。”
可惜，没有一个悲惨华工能够拥有这些金子，这些染血的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