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马努金倒是挺愿意和李谕聊聊天，一方面李谕名声这么大，竟然愿意和自己一个普通学生讲话，他已经很高兴；二来他感觉李谕身上真的也有种难以形容的神秘感。
这时候的印度人观念也和后世大不相同。
印度在李谕的时代是短视频平台常客，一般都是各种段子，比如“干净又卫生”，还有各种神奇的印度街头小吃。
二十一世纪的印度一般把中国当做假想敌，存在一点敌对关系。印度人也总透露着一种莫名的自信，估计是从欧洲人身上学来的。
而中国文化以及受中国影响的汉文化圈，基本都是以谦虚为美德，所以两国精英对待同一问题可能都有很大的观点差异。
铺垫了半天，是因为李谕又在伦敦见到了一位印度名人，——大诗人泰戈尔。
他与李谕一起获得了1913年的诺贝尔奖，此时也在伦敦。
不久前，伦敦的柯林斯出版社（与美国的柯林斯出版社不同）刚刚发行了泰戈尔的诗集《吉檀迦利》，瞬间引起欧洲文学界的轰动，帮助他顺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实际上泰戈尔本人是孟加拉族的，绝大多数作品是用孟加拉语写成，包括拿诺奖的《吉檀迦利》。
不过泰戈尔的英语底子也好，毕竟这时候印度精英不可能不会英语。
所以泰戈尔自己又把《吉檀迦利》翻译成英语，虽然语言变化导致诗文的格式大变，但好在文学性没有丢失。
《吉檀迦利》在欧洲的发行非常好；而柯林斯出版社现在又获得了在英联邦国家发行星战系列的许可，有意撮合两位马上拿诺奖的人来个世纪会面。
《泰晤士报》知道后极力帮忙，因为这种事的新闻噱头足够高，欧洲对东方文化还是挺痴迷的。
出版社专门整理出了一间很有东方韵味的房间：墙上挂上了一幅中国画、桌子摆上中国瓷器和明朝香炉，里面却燃着印度香，另外还有印度风格的刺绣装潢。
主打一个乱七八糟。
李谕进屋就皱起了眉，满满的都是洋人“以为”的东方，搭配太随意无序了。
随后进屋的泰戈尔同样摇了摇头，但总归是英国地盘，他只能置之不理，微笑着对李谕说：“李谕先生，你好！虽然是初次见面，不过我早已知晓你的名字。”
李谕也微笑道：“泰戈尔先生，本人也景仰您已久。”
《泰晤士报》持有人北岩勋爵安排好了记者与摄像师，高兴地对两人说：“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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