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中国哲学史》，陈寅恪和金岳霖借着审稿的机会，或明或暗地指出胡适的中西学都大有问题，金岳霖直接说“西洋哲学并非胡先生之所长。”
这是关于哲学的。北大教授、号称“现代庄子”的刘文典则评价道：“胡适什么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学。”
再就是有人概括：“胡先生所治，通学也。通学者总要受专家批评的，又岂止不懂哲学、文学。”
客观点讲，胡适的成就是“一种综合性的创造”，他的眼光可以，总能在一些前人还没开创的领域做点初期的工作，也就引领了潮流。
而单论任何一个方面，不管旧学、新学，胡适都只能算浅尝辄止。他对西学的态度，差不多属于“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
邵飘萍也不想让胡适办报，劝道：“我总有一种偏见，以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从前许多抛了文化专谈政治的人现在都碰了头回过头来了，为什么先生一定也要走一走这条路？”
蔡元培知道胡适办报想写什么，于是说：“为了社会，此时北大正应有讲学的风气，而不宜只有批评的风气。适之想必忍不住要写点政论文章，参与当今糊涂的政治吧？”
“是的，”胡适摊摊手，“我以前说过二十年不谈政治，但现在看来不可能了。本以为改良政治应该从改良思想文艺做起，但我错了，良好的政治才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李谕知道胡适以后肯定要从政，于是说：“胡博士就算办报走仕途，也不要忘了新文化运动。”
“那当然！这是一把很好的武器，我会继续坚持下去，”胡适说，“对了，最近刚刚写了一首纪念当年刺杀袁世凯四名烈士的诗歌，给大家看看。”
几个人凑过来，胡适的本子上写着：
“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干！干！干！”
李谕笑道：“胡博士真率性。”
鲁迅吐了口烟卷，淡淡道：“有点意思，押上了韵。”
邵飘萍咳嗽了一下，问：“胡博士要发表在哪份报纸上？”
胡适说：“发在我自己创建的报纸上。”
邵飘萍和史量才如释重负：“要得！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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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不用管中医还有文界的争论，反正越是这种事，一时半会越不能争出个短长。
几天后，高鲁去日本参加观象台长会议，载誉而归，光靠李谕给他的那篇论文就让大半个日本科学界为之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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