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并且奉劝道“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泰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得不得了啊”！
吴稚晖指责得同样很犀利：“泰戈尔先生心知帝国主义可恨，却不给国人一些能力，只是叫嚣处于旧石器文明的人们抱无抵抗主义，等候使用铁器的帝国主义自己恶贯满盈。那正如我们乡里有句俗话‘把自己作烂菜叶，卧在地上，希望叫强盗滑倒’同一滑稽呀。”
胡适本来也挺喜欢泰戈尔的，听了他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话，态度立马转变，不过胡适的反对之语说得很委婉，只是认为泰戈尔的思想不太适合当下的中国。
泰戈尔之所以受到“有点难堪”的批评，是因为他在一个错误的季节带着一种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救世福音”，又置身于一群不理解他的中国文化思想者（包括欢迎者和反对者）中间造成的。胡适觉得泰戈尔访华是“伴随着一连串的误解的不愉快的交流，是一次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
说起来，这个情况与此前轰轰烈烈的科玄之争有点类似。
玄学的一些观点说不上错，只是不适合当下的中国；又或者说次序错了，毕竟有了经济基础，才有上层建筑，玄学那些观点还有泰戈尔的一些观点就属于上层建筑，最少你得等中国和印度都变成美国英国那么强以后再说吧。
真到那时候，还有谁敢反对……
除了胡适、陈仲甫、吴稚晖，包括鲁迅在内的绝大多数知识界人士也不赞同泰戈尔的思想。
貌似只有徐志摩、林徽因、冰心等少数文艺青年对他顶礼膜拜。
泰戈尔来到清华时，便住在了漂亮的清华园里，同时再次发表了一场正式演讲。内容无非还是那一套，即精神文明永远高于物质文明的所谓“东方主义”立场（印度根本代表不了东方，得加个引号）；还有就是大肆宣扬西洋文化随着欧战已经破产等等。
这些说法倒是和请他来的梁启超不谋而合。
李谕当然也不会赞同，一战对欧洲影响确实很大，但并不致命，以后中国还要继续追赶很多年才大大拉近与发达国家的距离。
这其间的苦只有中国人能体会到。
李谕绝不会容许有人眼高手低，吹嘘精神高于物质，那不就是否定中国人几十年的辛苦努力嘛。
这天正好还是梁启超的生日，他邀请了包括泰戈尔在内的许多文化界名流一同赴宴。
李谕带着礼物登门祝贺。
梁启超高兴道：“东方获得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