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十多两，炮弹由生铁熔铸，弹内装“砒硫毒药五两”，点火后将飞搏打于三百米外，暴碎伤人。
可惜，这项技术在明朝时期还不成熟，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应用。
到了清朝，不仅没有对此进行改进，反而退步，转而用实心铁疙瘩，甚至是石子、铁屑等取代炮弹。
洋务运动之前，清朝火炮的威力，自然就是儿戏。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左宗棠出师西征，在陝西凤翔发现明末的“开花炮弹”，不禁感慨道：“利器之入中国三百馀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于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满清在武器装备指导思想上的保守，使清军在鸦片战争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洋务运动之前，清朝二百多年间，火器技术甚至比明朝末期还要退步。与明朝政府积极改进火器相比，可见满清统治者的愚昧。
其二，火炮要具备相当的机动性。
火炮机动性不好，就不利于大量集中，明朝的火炮无论是虎蹲炮、佛朗机铳还是后来的红夷大炮机动性都不好。
虎蹲炮虽然不大，可发射前居然要用大铁钉钉在地上；红夷大炮本来是葡萄牙人的舰炮，重达上千斤，太笨重只适用于守城。
反观西方，大炮的口径适当，用马匹牵引，能够短时间迅速集中形成炮兵阵地，明军也有马拉炮车，可是车上的火炮威力太小。
就像太平天国自天京运来的五门火炮，一路上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不然的话，出现在战场上的火炮，就不是五门，而是十门，甚至是更多。
其三，要有相当数量的火枪部队。
即便是火绳枪相比弓箭也有很大优势，更不要说每分钟四五发的燧发枪。日本战国时期，织田信长的火枪三段击，可谓名噪一时。
遗憾的是，明朝军队中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火枪部队。
那些大大小小的火铳也没个统一的制式，给后勤造成极大负担；有的铳，甚至需要两个人架在竹架上操作，极为不便。
其四，火炮要具备相当的火控能力。
所谓火控能力，具体就是铳规、铳尺和矩度等仪器的使用以及装弹填药技巧的掌握。没有这个，火器的命中率就是一个笑话。
一个优秀的炮手在发射火炮之前，必须估计敌人有多远。虽然从望远镜中所见人形的大小可以猜测远近，但如果使用矩度就可以精确测量距离。
崇祯初年，明军对红夷火炮的彷製已经进入量产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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