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故额顿减’，是‘国匮民穷’的根源。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诏书下令在全国进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税的田产，以增加朝廷的赋税，减轻百姓的负担。
第二条‘改赋税’，主要是针对现行田赋有夏粮、秋粮之分，征收上又有种种名目，非常繁烦，贪污克扣等现象非常严重。现将所有赋税、贡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种经费和全部徭役统一编派。
除国家必需的米麦丝绢仍交实物，以及徭役折算的丁银仍归人丁承担外，其余‘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全部折算为税银，总为一项收入，统一征收。如此可以避免田多者偷税漏税、田少者多缴税，平衡了税赋负担。
且国家容易掌握该收多少，百姓明白易知该交多少，还可防止官吏欺上瞒下、从中渔利。
值得注意的是，诏书中明确规定，将百姓应服的徭役，也按照朝廷制定的标准折算，按照每一户的丁口数加总，一并加入了税银中。
同时明喻天下，官府用役一律‘官为佥募’，按当地劳力标准雇人从役。将无偿转为有偿，这钱就从收上来的丁税中出。
这样做的好处很大。比如在新法没颁布之前，官府征夫的随意性很大，除了催税、解送田粮之差、修路、筑堤这些官差之外，还会无偿使用百姓给自家搬运、做饭、抬轿、驾车之类，完全是以官役之名，命百姓行奴仆之事。
新法实施之后，雇佣民夫的权力将统一收归州府一级，由各县按实际情况上报所需劳力，再由州府审核后统一拨付经费，事毕还要检查完工情况，以免假公济私。
显然新法改变了原先混乱不堪的徭役制度，大大减少了官府无度滥征民夫的现象，将百姓从繁重的劳役中解脱出来，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生产，为国家创造财富。
同时税赋劳役折银，用夫付费这两桩新鲜事，也必然会把银钱提升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关键地位，有利于商业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
其三是‘修水利’，总结疏浚大运河，重开京水河、开凿引水渠这三大水利工程的经验教训，将大河流域和大江流域重新治理。用分流主干的方式，减少水灾、增加灌溉面积。
其四‘平物价’，乃是由朝廷出巨资，在中都、洛阳、襄阳三地设立市易司，任务是在丰收时以合理的价格向百姓收购谷物稻米，以此抑制不法商贩趁机压价，避免谷贱伤农、米贱伤农；再在春荒或某地遭灾等粮食紧俏之时，以合理的价格向百姓出售，同样为了抑制不法豪强囤积居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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