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办法真正做到上马治军下马治民。毕竟军队最擅长的还是破坏而非建设，因此在任何一个藩镇中都不可能完全没有文官的存在，黄巢那样根本不考虑建设和政权稳定性的流寇却又要另当别论。在这种情况下，军人团体和文官团体的权力之争便变成了很常见的事情。这种权力斗争在任何一个稍具规模的藩镇内部都存在，只不过表现模式和剧烈程度各有不同罢了。
延州的这种情况也是由来已久，只要藩镇们任用文官来主持辖境内的民政事务，就不可避免地要扩大文官的权限，而这在客观上又必然会导致军方的利益和权力受到挑战。双方的矛盾一旦产生，便不容易消弭。在双方的这种斗争中，军方因为握有最强大的国家机器军队，因而zhan有天然的优势。每当双方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乃至不可调和的时候，藩镇往往会牺牲文官的利益而迁就军方的态度。这个时候的文官集团就面临妥协或者灭亡的命运。
最起码在五代十国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绝大多数文官集团在这种时候会选择妥协求存以待来日，挂过四朝相印的冯道便是这些文官中的杰出代表。
延州的文武之争当中，文官集团唯一的一次占据相对优势是在后晋天福年间，著名的儿皇帝石敬瑭掌国时间在五代的皇帝当中相对算比较长的，加上石重贵的那几年前后有十年的时间，这十年时间内中原的局势相对稳定，中央政府的权威日益增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也随之增强，而天下文官集团同气连枝的性质更刺激了延州藩镇内部文官力量的增强。当时的延州节度使周密在人地生疏的延州采取了与文官集团结盟以壮大自己权势的策略，导致后晋年间文官集团在延州的发言权一度达到鼎盛时期。目前延州九县的所有县令县丞县主簿和县尉都是当时任命的，文官集团把持了地方实权。
但是这种情况直接触犯了延州军方的利益，心怀不满的军队发动了兵变，夺取了西城，把延州高家的新一任族长高允权抬出来领头，将周密赶到了东城。原本这种几乎等同于公然聚众造反的行为必然将导致后晋朝廷的讨伐，但当时面对契丹强大军事入侵的后晋朝廷根本没有实力再派出军队平叛。兵变爆发时，石重贵政权已经在契丹面前轰然倒下，这也是延州的军人们敢于公然对抗周密的前提。
这次兵变的结果是以李彬为代表的延州文官集团再次妥协，在与高允权进行了秘密协商之后，延州的文官集团放弃了对周密的支持，转而支持高允权，同时，李彬利用自己在中原政权内部的活动能力为高允权与新兴的中原霸主刘知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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