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这是不亚于去年发生的“字贯案”之后的又一桩大逆案。
（乾隆四十二年，江西新昌（今宜丰）人王锡侯因编写《字贯》被人举报，乾隆以“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王锡侯斩立决，子孙七人都被判斩，相关亲属“充发黑龙江，与披甲人为奴”，涉事官员全部问罪。）
兹事体大，“勇于任事”的刘大人随即向乾隆上了奏折，并下令立即缉拿收押此案一关人等。
（刘墉在给乾隆的奏折上写有“如有悖逆，即当严办；如无逆迹，亦当核销，以免惑坏人心风俗。现移督抚办理。”）
乾隆接到刘墉的奏报后怒不可遏，于是下旨严查办理。
于是，此案就因为刘墉而无限升级，株连极广。首当其冲的就是东台徐家，然后是徐首发和沈成濯两家、苏州沈家、江宁布政使陶易一家、陶易的幕僚陆琰一家，以及所有经办此案的官员。
只要和《一柱楼诗集》沾上，全不放过。
以上所有人等，均被抄家搜查，然后再定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