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王夫之，他们都认为道统有着独立于治统而存在的优越性，而儒家士大夫必须要有自觉保存“道统”的使命感。在儒者心目中，理尊于势已是共识。宋明以来，儒家士子无不希冀按照“道统”的理想来整饬人间秩序，达到将“政统”纳入“道统”，这便是所谓的“致君尧舜”。
汪中当时问赵新，你以为是文字狱让读书人怂了，怕了，甘愿给满清当奴才吗？
赵新的回答是对啊，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可汪中接下来的话完全刷新了赵新的认识。他说文字狱这种事古来有之，历朝历代屡见不鲜，只不过到了本朝最为残酷暴虐而已，而自乾隆继位以来更是扭曲到了极致。
让很多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宋代，文字狱之多数不胜数。奏邸之狱、乌台诗案、同文馆之狱、车盖亭诗案、胡铨奏疏案、李光《小史》案、《江湖集》案等等，前后大约几十起。
是，刑不上士大夫，皇帝不搞抄家灭门，可他玩流放啊！古人到了烟瘴之地的南方没有不生病的，很少能熬到大赦还乡的。
可是宋明时代即便士大夫们因文字狱屡遭迫害，可他们还是固守道统，用尽各种方法和皇帝分权，为什么到了清朝就玩不转了呢？
汪中告诉赵新，真正的原因不是文字狱，而是“治道合一”！
随着康熙时代皇帝“治道合一”形象的建立，儒家士子所凭借的道统“与君王共治天下”的崇高政治理想终于破灭，士人籍以批判政治的道统权和话语权丧失，由此才会被文字狱拿捏的欲死欲活。
那些担心“道之不行”的在朝理学儒臣在其间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通过“经筵讲习”方式加速了满洲贵族，尤其是清初皇帝的儒学化过程，最终完成了“征服者被征服”的历史性转变。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旗人家庭的规矩比汉人还严还繁琐。你不是说我们是蛮夷吗？我就比你们汉人还要讲规矩，讲礼节！事实上也正是满族权贵的汉化，才加速了“治道合一”的步伐。
其实顺治年间皇帝参与经筵的程度并不高，可是从康熙开始，随着经筵会讲的频率逐步增多，好学的康熙对儒家文化的掌握也有了一定的自信，经筵的性质也就悄然发生了变化；从儒臣向帝王传授汉族文化，转换成了帝王发表自身见解并训示汉人臣子的一种手段，士人“帝王师”的角色逐渐丧失。
学识堪为儒者师的康熙一手以“大一统”重构华夷之辩，另一手以文化认同消解种族之别，到了雍正时期的《大义觉迷录》才瑧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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