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建政务堂的事落实完毕，孙策趁热打铁，说起了今天下午在宛市的见闻。
他原本的确有些生气，宛市的商户越来越多，但市场却被部分世家控制，大部分的商户只能旁观，这不符合他的三观。可是听了张纮的分析，他又觉得张纮这么做有一定的道理。凡事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商业尤其如此，自由竞争固然重要，但重要的战略物资必须有所控制，不能放任自由，无序竞争。
丝帛不是普通的布匹，具备和军械一样重要的战略地位，不能什么人都来插一脚。大部分商户无法涉足关中的布匹生意，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做生意的人太多。而做生意的人多正是因为有利可图。再追问下去，之所以有利可图，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流民成为廉价劳动力，降低了人工成本，增加了利润空间。关中强行制定的高价只是推波助澜，却不是根源。
他提倡工商的首要目标是自强，其次是富民，只有百姓安居乐业才有稳定可言。现在百姓不仅没能从中受益，反而受损，自然不是他能够接受的结果，必须加以调整。
设立一个最低工资标准就成了当务之急，但这个标准如何设定，却是必须慎之又慎的。太低了没有意义，太高了又会影响工坊的利润，最后物价上涨，反过来又会影响民生。设立了最低工资标准，工坊必然会收缩用工，采用延长工作时间之类的办法来抵冲，而工作机会减少，又会让没有生活来源的流民更加处于弱势，本来是为了保护他们，操之过急，反倒又会伤害他们。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绝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解决的。孙策清楚这其中的利害，虽然着急，却也不敢一刀切。他没有具体的行政经验，只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向，具体的问题只能依靠张纮等人来解决，说得好听点，也就是垂拱而治。
只是他这个垂拱而治并不是什么都不管，只当泥菩萨。他是引领者，是确立方向的人。也许张纮会选择与他预期不同的道路，但最终的目标却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儒家比法家有优势。法家是帝王术，只为帝王考虑，如何方便管理如何来，百姓的福祉从来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儒家毕竟有一定的民本意识，只是被师法、家法束缚，制度创新时的动力不足，只能被形势逼得往前走，比较被动，适应时间比较长。孙策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破他们的思维局限，引导他们向自己期望的目标前进，主动求变。
拓展士的定义，实际上就是拓展民的概念。儒家反对与民争利，但他们的民并不包括普通百姓，所谓士农工商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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