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0年后，死亡率却开始上升--排除正常的生老病死外，很大一部分原因则是各种工业化后疾病的增多。
环境污染和流行病越来越严重，自然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泰平十六年（1720年），敕令院通过了《帝国河流保护律》，规定，禁止污染任何作为公共供水的水源。泰平二十年（1724年）又颁布了改善工业城镇环境的《城市公共卫生律》，要求把污水和废弃物集中处理，并规定地方政府负责供应清洁卫生的饮用水。
有鉴于建业城水源污染事件的爆发，敕令院正在酝酿和讨论出台新的《饮用水源污染防治律令》，避免再次出现类似水源污染的案例。
在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上，齐国政府和敕令院也通过一系列法律。早在绍宁十二年（1697年），政府就通过了控制蒸汽机和炉灶排放烟尘的律令，并要求将污染重大的工矿企业尽可能地搬迁至城市的下风口位置。泰平二十年（1724年），敕令院通过了《碱业生产律》，要求国内制碱行业通过有效手段抑制60%的排放物。
工业革命不仅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还改变着齐国的经济格局。随着工业革命进入高潮，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至泰平十六年（1720年），汉洲本土的城市人口比例已经达到50%以上，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也已经有20多个。
工业革命加速了机器制造、冶金产业、煤炭开采等新兴行业的兴起。在工业革命之前，齐国的经济重心位于北部建业府地区。随着新领地的开发扩大，以及机器生产的出现，使得煤铁丰富的东南和西南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广陵（今汤斯维尔市）、云阳（今麦凯市）、大兴、郢州（今澳洲纽卡斯尔市）、临淄（今悉尼市）、南都（今墨尔本市）、桂州（今珀斯市）等新兴工业城市。
齐国工业的兴起也使得国内工商业阶层迅速崛起，他们开始寻求自身政治地位提高，滋生了参与国家管理的要求。
不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还是为了更好的便利自身工商产业的发展，齐国的资产阶级除了加大培养下一代子女，使其努力通过政府的遴选考试，进入官场充当家族的潜在保护者外，还积极与权贵之家，乃至皇室寻求联姻，从而间接影响国家权力阶层，为其发声，充当利益代言人。
甚至，一些工商“大鳄”通过对共济会、养济院等福利机构捐赠大笔钱财，受到皇家的名誉爵位敕封，从而获取了崇高的社会威望，并因此跻身于敕令院，亲自参与各种法制律令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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