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方案代表了甘奇对浮费弥广这件事情的认知水平。
简单写完阶梯税收制度，甘奇又开始着重写起了商税改革。
商税改革，在这个时代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监管问题，这个时代的朝廷，没有那么多的能力去监管商业活动，也就是说你压根就不知道一个商人一年能赚多少钱，也就不知道该收多少税合适。多了怕把人逼死了，少了那是正常的，国家损失了。
所以在商税问题上，往往依托的是各地口岸，比如码头，比如城门，有多少财货进出城门，然后由收税的官员决定收多少钱，这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官员真的知道别人这一车货物值多少钱吗？官员真的知道这一车货物能赚多少钱吗？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官员，是否太容易在其中牟利了？比如一车货本来应该交十贯钱的税收，最后官员拿了五贯钱，国家拿了一贯钱，商人少出了四贯。甚至许多商人都不用交钱，把官员打点好了，货物就自由进出了。
还有服务行业的税收问题，那就更简单粗暴了，比如樊楼一年交了多少税？那完全就是关系打点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但是樊楼一年赚了多少钱？少说也有几十上百万贯的钱，这些钱，国家几乎都收不到税收。
这就是为何大宋朝社会氛围如此宽松，商业如此发达，但是商税从来都是朝廷收入极少的那一部分。
那么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甘奇很是认真的想了这个问题，引入了一个东西，叫作税务发票的东西。这个东西在汴梁城，必然能带来无数的税收。
因为汴梁城，本身就是一个为读书人，为官员阶层服务的城市。
推行税务发票，只要推行一个制度就行了。那就是所有的衙门，所有的官员，吏差，只要报销公款，都要有朝廷的税务发票，才能从衙门里拿到钱。
税务部门，只需要依据每个商家开出去了多少发票，从中收取一定比例的税收，整个汴梁城的商税，必然大到不可想象的地步。
仅仅这一座百万人口的城池，就能收到不可想想象的商税。因为这座城池，从上至下，都依托朝廷财政。官员领回来俸禄，养活家中老小以及下人，官员的家眷与下人，拿着钱出去消费，养活着酒店布店香料，一层一层的消费，又养活着无数的贩夫走卒。官员俸禄，本身就有很大一部分的福利，这些福利也可以变成直接发钱，原来发布，现在不发了，发钱，你去买布，再拿着发票来报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