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过度的激变。
而安抚士人之心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刻经。
同时在安抚的同时，也有挑拨的猫腻存在。
当时所刻的七经，《诗》用鲁诗本，《公羊传》用严氏本等，大部分皆用今文，在一定程度上，却是起到了文字统一的作用，但却也使得操持刻经的人得罪了古文学派的学子，加剧了官方的今文团地和民间的古文团地之间的争斗程度。
古文经学虽非官学主流，但今文经学经过官方演化，已经逐渐陷于僵化，又与谶纬结合，一部分内容流于妄诞。
反之倒是使古文经学在民间日益壮大。
其实这也是正常的，到了东汉末年，今文虽为官学，但古文经学已经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潮流，经术深湛的古文经学通儒多居家教授，与蔡邕等人少有交涉，而熹平石经却选择了今文经来刊刻，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大多数读书人的支持，注定流为形式化。
而王允在这一点上倒是颇为迎合民间主流，他的学术造诣不太高也不低，但偏偏属于古文派中人。
换成别人也就罢了，毕竟只是学术上的事，扯不到政治上来。
但王允却不一样，他这个人有些小肚鸡肠，属于睚眦必报的那种类型。
他若是恨你，一记能记你一辈子，你不被他抓住毛病倒好，一旦抓住把柄，后果绝不容乐观。
刘琦心下感慨，但还是为蔡邕庆幸。
至少，离开了朝堂和王允，他可以不被政事牵连，保住性命了……
“昭姬，中原眼下多事，让蔡中郎待在陈留故土，也不太平，何不请蔡中郎来荆州，一则安全，二则也好全你父女之情？”
蔡琰心中很开心刘琦能够这般为她父女着想。
“我立刻作书请严君来……但他肯不肯来荆州，这点就不太不好说了。”
刘琦明白蔡琰话中之意，这些文人骚客一个个倍儿好面子，想法有时候一个比一个怪，还总爱玩特立独行。
特别像是蔡邕这种名气挺大，偏偏军政本事一般的糟老头子，性格一般都很怪，估计他最讨厌的就是别人指挥干涉他。
你越让他怎么干，他还越就不干什么。
说白了，就是东汉末年的文人学子给他们惯的臭毛病，矫情病。
爱来不来，反正我是邀请你了。
“对了，伯瑜，有件事琰儿想让你知道。”
“何事？”
“是关于陈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