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未必不是因为云南人民被压制太狠的原因。
但孙可望模式又的确适合眼下明军的抗清斗争需要，毕竟这个制度能为明军提供稳定钱粮收入。
因此王五准备取其长去其短。
打算推行一种变通治理模式。
就是不强迫农民、田主加入营庄，仍就如从前一般收取赋税钱粮。
但加入营庄的官府则保障农民收成所得基数为五分，田主为两分，官府只取三分。
另外就是大力招揽流民组织开垦荒地组建不涉及“土著”利益的营庄。
三年或五年之后即可将开垦出来的土地无偿分给开垦者。
在这期间官府保证开垦者的“基本消费”。
也就是以发工资的方式招聘“农民工”。
看起来三五年内开垦者只能维持基本生活，但三五年后却立即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且只需向官府交纳收成的三分。
换言之，开垦者实际就是明军的入股者。
打工的变成股东。
如此，生产积极性、对明军的忠诚性无疑会大大提高。
也会吸引荆襄本地农民参与开垦荒地。
农民，谁会嫌地少呢。
成为地主，是两千年来所有农民的梦想。
通过利诱办法将荆襄百姓“绑”入明军这架战车，远比同八旗一样强制圈田划庄要得人心。
当日那个小吏赵福源提出不纳粮以吸引外省民众前来荆襄，办法其实挺好，非常诱惑人，能在短期内为明军带来大量人口。
但眼下王五没有太多商品提供给百姓，商业活动也处于半停顿，更没有铸造新钱，不具备官府金融属性，因此现在若搞不纳粮这套，很有可能会导致明军破产失去信用。
步子跨得太大容易扯淡的道理。
李自成当年为了兑现不纳粮的承诺，只得想尽办法拷饷，结果摆在那里。
地主阶级以及地主阶级衍生出来的士大夫集团，于这个时代的力量其实是无穷的。
便是清廷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们。
否则也不会只敢在江南搞奏销，不敢向全国推广。
一百个地主都要杀，那地主都会反。
只杀十个肥的流油的，其余九十个见了当然不动，因为不关他们的事。
唇未亡、齿不寒。
具体思路王五草拟了一个初稿给汪士荣，拾遗补充之后便作为南府地方治理模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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