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儒学最大的特点是溯本求源，它在维护和推崇忠、孝、仁、义、礼、智、信、恕、悌等核心理念的基础上，再从圣人的生活大背景来解读圣人经典, 以求圣人初衷和真意；自汉以来的所有释义，也只是起到借鉴作用，而不是严格照搬。
其实王孝通、徐文远很清楚“二刘”是对的，而他们信奉的儒学实则是阉割而来的产物，与气度恢弘、大气豪迈的真儒学比起来，既狭隘，又局限，甚至他们所推崇的一些观点，已经和圣人所创立的常说，背道而驰了。
这个问题，其实不仅是王孝通和徐文远明白，很多儒者都明白。
但是他们全都不说。
为何？
因为他们是伪儒学的既得利益者。
在伪儒学风行天下的情况下，大家都指望伪儒学获取功名利禄，便是皇帝去质疑，都会受到天下儒生的排斥！其他人，又如何敢说不对？
既然上上下下都不去纠正，他们自然能够继续以信奉伪儒学的儒生为武器，继续向统治者敲诈勒索。
而二刘主编的溯本求源的《十三经正义》一旦编纂成功，那么惨遭阉割篡改的儒家学说，就会回归正道。而山东士族主导的不思进取、故步自封、思想僵化的伪儒学，自然被世人遗弃；若是失去了儒学的主导地位，山东士族累世营造出来的名望，必将荡然无存。
所以阻止《十三经正义》编纂，便是诸儒大举西行的真实用意。
他们的作战方针是先以经学打压凉州大学诸儒，再以算学绝杀敌人，最后再以《缉古算经》加以碾压凉州诸儒。
如果凉州诸儒破解不了《缉古算经》二十个问题、排不了《缉古算经》“得失”，那么他们从关中拉来的五车钱币，就会如数带回去，从而达到羞辱凉州儒者的目的。之后，再以此次辩论为例，在舆论上打压、羞辱二刘，使其无法立足于士林。而自身的地位，却因此步步上升。
二刘要是臭了、倒了，他们奉命主编的《十三经正义》、凉州不同于中原的教育体制自然就无法进行下去了；而杨集主导的教育方略一旦因此被朝廷取缔，那么凉州教育、凉州大学，理所当然的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一切教育方略都将由他们主导。
所以说，这次辩论看似是学术界之争，实则充满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对凉州大地都有着巨大、深远的影响。
“我们行程如何安排？”王孝通下了一子，向骑马跟在车窗外的王通问道。
“回叔父！”王通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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