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别是60年代末，政治风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西方世界各国政府在凯恩斯主义的主导下，干预经济和社会普遍水涨船高。
在20世纪50-70年代，瑞典模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它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绩效，而且在社会绩效方面也同样令其他国家羡慕。
于是，在随后的1970年代和1980年代，瑞典的福利国家体制开始了一段几近疯狂的扩张，由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不断扩大覆盖范围，几乎，所有的社会福利近乎“免费”地向国民平等开放。
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甚至是免费养老。
但市场经济、社会福利和政府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法学、经济学、伦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逻辑都要求参与其中，更不用说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了。
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经济学考察的重心是体制安排的效率，“公正”主要是伦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课题，当一个社会决定为了“公正”或其他社会价值目标而有必要牺牲一些效率的时候，原则上经济学是无权反对的。
可是，经济学的逻辑却不能被无视，因为当经济效率被牺牲得太多的时候，无论被尊奉的价值理想多么诱人，这种体制最终是难以为继的。
公亦不公，不公即是公。
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之中，免费如果不能有足够的资源所支持，那天平就会倾斜。
当社会福利覆盖面越来越广的产品或服务由政府作为社会福利近乎免费为国民提供时，一方面政府需要向国民课以超过50%的平均税率为这些公共服务的生产提供资金投入，另一方面在承担着如此税负的同时，由于享受福利成了一种国民权利，国民对于这些服务的需求必然得到很大的鼓励。
于是，这类服务的生产不得不相应扩张，财政压力持续增加的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必定受到损害，而公共服务部门的规模增长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稀缺资源从私营生产领域转移到社会福利的生产中，从而造成产业结构层面上的资源配置扭曲。
依据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可以想象得到，瑞典式的福利国家体制的长期后果必然是资源配置的低效、经济激励的扭曲和疲弱，以及政府财政状况的日益恶化。
由于资源、包括人们的时间和精力是稀缺的，竞争和机会成本原理就总会起作用。
“免费的午餐”是没有的。
而且，在社会福利近乎“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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