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多数人对虎喇哈赤传达索南嘉措的话深信不疑，但此时没有带头叩见“薛禅汗”的，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这身份能不能被皇帝所接受。
尽管朱翊钧在舆论造势等方面已经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但他自己万万没想到索南嘉措给他来了这么一手——确实，这说法并非他安排的。
朱翊钧所不知道的是，原时空的索南嘉措也玩过这一手，但不是说万历帝是薛禅汗，而是说俺答汗是其转世并宣之于诸部。
俺答汗受此加持，从黄金血脉的旁支一下子进阶，在草原的地位如同铁桶一般牢固。索南嘉措也借助于他对俺答汗的影响力，助力明廷维护草原上的和平，并因此获得两族民众的爱戴。
因为他对团结的贡献，在后世评价颇高，是一个智慧圆融，通达世情的智者，藏传佛教史上灯塔一般人物。
实际上，索南嘉措所在的格鲁派，在草原上的影响很大，但在此时的藏地，处境非常艰难，被噶玛噶举教派打压的几无生存之地。
而格鲁教派在草原上的壮大，与力主俺答封贡的老顺义王俺答汗支持分不开。公正的说，顺义王也是雄才显于当世的英雄。
万历二年时，出于增持自身统治合法性的考虑，他诚邀在藏地难以施展的格鲁教派第三世索南嘉措到青海与他讲解佛法。索南嘉措敏锐的抓住了这次机会，克服了重重阻力，到万历五年时终于到达青海，与俺答汗见了面。
双方交谈时，俺达汗“不经意”的谈及八思巴和忽必烈的友谊。
原时空的索南嘉措闻弦歌而知雅意，立即说道：“我等非只今日，曾世世相会。汝为成吉思汗孙胡必赉彻辰汗时，我为萨迦班智达之侄八思巴”。嗯，咱两个不是头回见面，你以前是忽必烈的时候，我就是八思巴呀。
但在本时空，索南嘉措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在万历元年时，朱翊钧就已经关注到此。在时任宣大总督的王崇古请示朝廷给弘化阐教寺番僧经书度牒的奏章上，朱翊钧做了批示，指出因两宫崇佛，特批內帑五万，命令王崇古在边地大修梵宇，并译经书。
当时朱翊钧还指示道：“天朝一统之化，喇嘛番僧等开导虏众，易暴为良，功不在斩获之下。切切要紧，不可轻忽。”
这是他召对张居正，取得参政权之后做出的仅次于严打的重要批示，王崇古等边地总督当然高度重视——为家族子孙计，也不能给少年皇帝上眼药。而且说实话，在朱翊钧刚刚接手烂摊子的时候，五万两银子算是大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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