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在京师有国子监，在地方则有府州县学，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重视教育。
府州县学与国子监一样，生员都是由朝廷供给廪膳（公费），而且从监生到生员都享有免役权，体现了大明朝对于儒生群体的优待。
为了加强对地方学校的监管，洪武十五年朝廷颁布禁例十二条，镌立卧碑，放置在明伦堂左边，不遵者以违制论。
这十二条禁例中最重要的是“生员家若非大事，毋轻至于公门”“生员父母欲行非为，则当再三恳告”。
前一条明文要求生员不得私自结交地方官员，以防结党营私。后一条则要求生员与朝廷站在统一战线，替朝廷消弭父母的“非为”。
此外，还有一条“军民一切利病，并不许生员建言。果有一切军民利病，许当该有司，在野贤才，有志壮士，质朴农夫，商贾技艺，皆可言之，诸人毋得阻当，惟生员不许！”
这一条禁例剥夺了生员讨论政治的权利，而对于其他的贤才、壮士、农夫、商贾等，并没有这一限制。
为什么单单剥夺了生员讨论朝野政治的权利呢？这是因为朱元璋害怕这些生员被别有用心的野心家所蛊惑，从而走向朝廷的对立面，阻碍朝廷政令的实施。
而且，生员往往比一般人具有更高的学识和地位。所以，朱元璋也担心生员在地方上组织群众和朝廷作对。毕竟，以往中国历史上的“党锢之祸”并不在少数。
除了地方学校之外，洪武八年，朱元璋又诏令地方设立社学，即乡村小学。由此可见，朱元璋对于教育事业的重视。
地方的府州县学和社学都以《御制大诰》和《大明律令》做必修书目，要求所有生员必须掌握，否则以违制论。
朱元璋的初心是好的，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书读。然而，在当时落后的政治体制下，全民教育注定是美丽的空中楼阁。地方学校往往只存在于形式，学生不在学，师儒不讲论。
此外，由于古代皇权不下乡，导致社学逐渐成为地方官吏迫害和剥削底层老百姓的工具。可见，一个没有得到有效实施的爱民善政，反而会成为人人唾弃的害民恶政。
《大诰》中记载：“有愿读书无钱者不许入学；有三丁四丁不愿读书者，受财卖放，纵其愚顽，不令读书。有父子二人，或农或商，本无读书之暇，却乃逼令入学。有钱者又纵之，无钱者虽不暇读书，又不肯放，将此凑生员之数，欺诳朝廷。”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小小的社学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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