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明朝规定，每年各布政司、府、县都要向户部呈送钱粮及财政收支、税款账目。
户部与各布政司、府、县的数字须完全相符，分毫不差，才可以结项。如果有一项不符，整个账册便要被驳回，重新填报，重新盖上地方政府的印章。
明朝的首都在南京，全国各地官员都要到南京来报送账册。当时上缴的是实物税款即粮食，运输过程中难免有损耗，出现账册与实物对不上的现象是大概率事件。
账目稍有错误就要打回重报，江浙地区尚好，而云贵、两广、晋陕、四川等地区路途遥远，多有不便。
如果需要发回重造，势必耽误相当多的时间，所以这些地区前往户部审核的官员都备有事先盖过印信的空白书册，等需要用时再填写上具体内容。
这原本是从元朝既有的习惯性做法，也从未被明令禁止过。
但是，在朱元璋这里不行。朱元璋非常不喜欢蒙古元朝时代已经出现的官僚们的舞弊行为，他认为使用空印会给贪污舞弊大开方便之门。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朱元璋发觉此事，以为一定有弊病。史载朱元璋的反应是“盛怒”，认为这是欺罔行径，丞相、御史都不敢谏言。
之后，朱元璋下令，主印官员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军。本案影响之广，范围之大，实属罕见。
同年有星变，朱元璋下诏求言，有浙江宁海人郑士利上书朱元璋。
郑士利的哥哥是湖广按察使佥事郑士元，受空印案连累坐牢。为避免被认为是“有假公言私者”，等到郑士元出狱后，郑士利这封上书才上交到朱元璋手上。
郑士利上书数千言，言数事，其中空印事尤详。郑士利认为，朱元璋欲治罪这些空印的官员，是唯恐奸吏得到空印纸，弄虚作假危害老百姓，但这是不可能的。
郑士利提出了四个观点：
其一，空印账册盖的是骑缝印，具体到每张纸上印迹并不完整，与一纸一印不同，即使流散出去，也办不成什么事，何况这盖了章的白纸也是轻易拿不到的；
其二，钱粮这些账目数字，府必合省，省必合部，出入对错，最后户部说了算。而部省间距离，远则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一旦有错，一次往返差不多要一年时间。先印而后书，这是权宜之计，且由来已久；
其三，国家立法，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而后根据法律惩处违法者。但是，大明并没有针对空印的法律，大家一直是这么做的，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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