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家对朝廷辩议祀孔之礼的进度了解总会延迟那么数日，而这数日之间，在张孚敬与杨廷和这一对原本大礼议当中正反双方主辩的联手出击之下，反对重定孔子祀典的人左支右绌。
好消息是，张孚敬终于启程离京了。
坏消息是，王守仁那几卷《实践学与辩证法之考》以离谱的速度被誊抄出来了很多卷。
皇帝那边最初只是让宫里识字的内臣们不舍昼夜地换人誊抄，而誊抄出来的五套交给张孚敬及杨廷和等人之后，他们自然又都各能找到人誊抄更多。
朱厚熜提出天、物、人三理之说的时间挺早，那还是在嘉靖元年。
但这些学问观点在御书房内和离京参策之间又推敲研讨了很久，直到嘉靖二年的年底才正式让外界得知。
一直到现在，这也是第一本专门讨论这些学问观点的书籍。
杨廷和他们的事太多太杂了，没法完成这个工作。
朱厚熜虽然嘴上能说，但让他自己能很轻松地引经据典、用现在的学问大家们习惯的逻辑和词句去表述，那也没戏。
而丁忧的王守仁，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孔子祀典还只是一种态度和象征意义上的争辩，这实践学与辩证法，那是对如今身为官学的理学甚至是儒学的正面挑战！
杨廷和已经拿到了一套，看到第三卷了。
“父亲，歇一歇吧。”
四个儿子当中，杨慎在广东，杨惇去做了巡水御史，三儿子杨桓已经放弃再考、得荫中书舍人，四儿子杨枕中举已经八年，他还想再试一试。
看儿子端来了一杯茶，杨廷和先搁下了书，而后问他：“你读到哪里了？”
“儿子刚读到第二卷的开头。王督台剖解物之理与人之理，看来已经不再坚持以往心即性之说。”
杨廷和点了点头，惆怅地说道：“王伯安一生颇多坎坷，心志之坚远非常人可比。悟得致良知之法后，更是已近浑然天成。能令王伯安能再有心得、更易学问坚持，这实践学确实奥妙无穷……”
他在学问的悟性上向王守仁低头了，这是没办法的事。
过去，皇帝有时候固然能有许多妙语让他感觉犹如醍醐灌顶，但始终是不如王守仁讲得这么通透，讲得让他更容易理解。
这原因很简单，儒学之内本就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学术语言”体系。
朱厚熜的用语总是更跳脱或者更粗俗浅显，对于学术大佬们来说其实不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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