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需要更多的官儿，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读书人；
读书人从哪来？
如何让读书人变多，同时质量又不下降？
该如何将读书人转化为官员、如何构建知识分子和官僚阶级之间的转换桥梁？
……
类似这样的问题，刘荣能列一晚上，写上百个竹简，问题却不带重样的。
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一个宏大的‘人口问题’，能被细分成无数个需要解决的小问题。
而且，还不是可以逐个击破、挨个解决的小问题，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照顾这个就要影响那个、解决那个就要破坏这个的，极为复杂的系统性问题。
在这般复杂、庞大的问题面前，官僚天生的‘惰性’，会自然而然的让他们萌生退意。
——也不是非的这么干吧？
——人口不增长，似乎也没什么不好的？
——放任不管，自然增长就算白捡的，不增长也没什么嘛！
——无为而治，天下人休养生息，这可不是什么懒政不作为，而是地道的黄老无为之道！
几遍偶有志向远大者，不怕这宏大、复杂、困难、艰险，愿意因难而上，也很难凭借一己之力，解决如此复杂的系统性国家难题。
这种时候，便是刘荣这样的穿越者，站出来为国家底定国策的时候了。
首先，封建专制强权，可以让刘荣不顾一切阻碍——不顾官僚的慵懒、抗拒，强制调动起整个国家的积极性。
其次，穿越者的远见卓识——或者说是跨越两千年的历史经验，可以帮助刘荣，为汉家指出一条未必正确，却也在原本的历史上，不曾被证明‘不可行’的方案。
说直白点，就是可以让汉家、让华夏文明少走一些弯路。
最后，同时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便是相较于土著皇帝‘心里没底’‘成败两猜’的迟疑，有往后两千年历史作为‘经验教训’的刘荣，往往会更有把握、更有底气。
比如瓷器；
若是土著皇帝，听说底下的匠人要搞这么个东西，便大概率会说：这么个没做成过的玩意儿，别到最后是个没用的东西吧？
投入成本去研究，最后却做出个没用的东西，岂不是浪费资源？
与此去搞不确定作用——甚至不确定搞不搞得成的瓷，还不如踏踏实实的，搞确定能搞出来，且确定有用的陶器。
但刘荣却会说：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