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刘备很忙碌，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
战后一系列的善后工作千头万绪，全面度田和之后授田的工作也是千头万绪，需要大量官员全身心投入进去，包括他这个皇帝都不会有什么休息的时间。
很多官员在这一波混乱之中或者是造反被杀了，或者是能力不足以应对困难，进退失据致使地方损失太大从而被罢免职位，林林总总算起来，这一波度田之乱也带来了上万名官吏的位次更换。
这对于国家来说，长远肯定是好事，因为不称职的或者心怀不满的都暴露出来了，都会被好好的惩治，不会再出现更多值得担忧的事情。
但是对于短期内的情况来说，问题还是挺大的。
忙，就是忙，战后的善后工作，官吏的选拔更换工作，一桩桩一件件，全都是要忙碌的事情忙来忙去，整个贞观元年就这样忙过去了。
但是这样的忙碌也是能带来极大的好处的，比如农业集体化程度的极大进展。
过去，因为没有强制性的执行手段，主要遵循一个自愿原则，被朝廷征收的土地和解放的奴隶当然是全部都安排了集体农庄，在地方上作为打样的存在，供自由农民们选择。
有些人看到了农业集体化的好处，所以选择了加入，而有些人则坚持家庭生产，不想加入，总觉得朝廷里这些当官的没安好心。
那刘备当然是宽容的，你愿意，我接纳你不愿意，我不强迫，你想走，我放开门禁让伱走。
保持这宽松的政策规矩，所以整个江北地区的农业集体化程度呈现一个西高东低的局面。
关西之地的农业集体化程度很高，尤其是凉州这样的起家之地，那农业集体化的程度几乎就是百分之百。
关中地区和益州北部的农业集体化程度也很高，普遍超过百分之八十，乃至于百分之九十，并州和幽州则因为长期战乱，平定之后则顺理成章的推进农业集体化生产，当地人出于对安全的需求，也普遍愿意接受。
到了冀州，冀州北部农业集体化的程度比较高，能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南部则相对较低，个别地区甚至不到百分之三十，这也是本次度田之乱中冀州南部的情况特别严重的原因之一。
而在中原地区，农业集体化的程度则高低不一，总体来看能有百分之五十以上，部分地区高，能有百分之六七十，部分地区较低，只有百分之三四十。
长江以南就不说了，有没有都差别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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