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阐述的理由也正是从这方面出发，给在座的官员和皇帝简单算了笔账，比较了两种经营模式之间的差距。同时提出一个之前没人关注，却很值得关注的新问题。
当初鼓励民间参与军工产业是朝廷的意思，现在禁止民间参与也是朝廷的决定。对皇帝和官员们来讲，这就是个政策的调整无可厚非。可具体到每个民间投资者来讲，可能就是人生大事了。
大部分民间经营者实际上都是很不错的，当初为了建造兵工厂多数都倾家荡产了，勒紧裤腰带全家甚至全族奋斗了十多年，结果一纸政令下来就不让干了。
损失了多少银子勉强可以算清楚，这么多年付出的心血、投入的情感又该怎么计算呢？当初卖掉的土地、房产，现在还能不能原封不动的购买回来呢？如果有人不乐意，也要上京告御状，又该怎么解释、怎么判定呢？
这还真不是瞎操心，景阳皇帝对百姓一向比较宽容，对商人尤其优渥，坚决不许官府利用权力打压。
为此没少难为大理寺和刑部在新大明律上增加相应的律条，还一条一条的做出详细解释和判例，以公文的形式发到各州府县以供参考。
现在人家拿着大明律指着上面的律条来讲理了，接还是不接？接了，杨涟、左光斗、真宪时都得傻眼，根本没法解释。
不接，只要朝廷敢做初一，地方官府就敢做十五，从此以后新大明律等同于废纸。所以不管接不接，都是给皇帝添麻烦，毕竟最终这个矛盾还得送到御前拍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