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只要牵扯到国计民生的政策或决断，都必须要慎之又慎，但凡有一个环节，敢出现丝毫的纰漏，哪怕再细小，可一旦传递到地方，就会被无限放大，如此受损的只会是底层。
大明实在太大了，别说省与省之间了，就说可以掌控的县，出了县城，各个乡村间的风土民情，都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更别提乡村间存在极久的大家长宗族观念了，部分刑罚权是依托于族法而存在的。
如此还没有算上其他族群，像西南诸省的多民族现状，土司制度是根深蒂固的，而西北地区的多民族现状更复杂，特别是甘肃、宁夏等地，紧挨着时而跟大明交好，时而跟大明交恶的群体，想要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单靠军事征服是远远不够的，文化征服、民族认同等手段都要跟上，但是这些都需要银子去支撑着做啊！
如果说朱由校在天启元年做的事情，更多是为了避免大明国威与脸面，不被一些突发状况摔到地上。
那么在天启二年要做的事情，则是需要更进一步的延展到对外和对内两大层面，除了要寻求发展，积极改变以外，还要兼顾整体大环境的安稳，避免因为区域秩序的混乱，而影响到既定的谋划与部署，而这一切同样要海量金银来支撑。
所以开源必须从一始终。
不止内帑钱袋子要开源。
国库钱袋子也要去开源。
外朝面临的种种问题与挑战，以内阁为首的那帮文官群体，必须要顶上来才行，哪怕内部存有分歧，也要用一些方式逼着他们去让步。
袁世振提出的盐改，就是继崔呈秀所在廉政院督办漕运案的完美切入点，想争想闹可以，但事儿必须要办下来！
办不好，该追责追责，该申斥申斥！
也恰恰是这样吧，使得朱由校坚定一个想法，在天启二年必须将新币制搞出来，还要在特定区域流通起来。
没有铸币税这一稳定财源，有太多的事情都没办法推进，财政差额太大了，更别提混乱的币制，给朝廷造成的损失，给底层造成的损失，真的是太大太大了。
火耗这一官场陋习，想要彻底给杜绝掉，不让官绅或官商相互勾结，继而去盘剥底层群体，那就不是靠火耗归公能根本扼杀的，而是要靠朝廷认可的币制去兜底，如此就体现出少府所设造币清吏司，督造金银铜三类各式货币的重要性！
一场御前廷议看似聊的是盐改，实则背后牵扯到的层面太多，这就是独属于大明的特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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