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柱口述，夏大根写就的流求公司半年工作汇报，在路上走了一个月时间，在五月下旬才送到崇庆府。这封信也是用密码写成的，由设立在临安商队带回来的。随着蒙军主力北撤和两汗并立的局面出现，经略汉地的忽必烈无暇南下，故宋蒙两军的之间战事大为减少。眼下从崇庆府顺江而下直到临安，已是畅通无阻。只不过，霹雳军商队的经营重点在夷蕃地区和播州，就连泸州、重庆、嘉定等地也只限沿江的州县。临安等沿海地区距离遥远，沿途水匪遍江又关卡林立，并不适宜大规模经商。故定期派往临安的只是小规模商队，除了贩卖玻璃酒具、餐具等高价值商品外，更多的是与流求公司保持联络。
流求公司的工作报告写自景定元年即欧阳轩口中的1260年四月下旬。余柱在报告中称，当下流求公司已招俫六万余人口上岛，这些人口中三分之一来自江南各州县的流民，还三分之二来自蒙古人占领的北方汉地，甚至还有少量的高丽和倭人。要说这么大的人口迁移，涉及组织、登船、食宿等庞大的工作，任保密做得再好也不可能没有风吹草动。实际上，向流求转移人口也确实惊动了当地的官员甚至是守军，只不过南宋官员和蒙古官吏的反应截然不同。
南宋地方官被辖区内的流民搞得食不甘味，遇到灾荒年还得组织赈灾，生怕这些活不下去的贫民四处闹事，抢劫富户地主甚至冲击衙门。要是富户被抢了或者贫民们揭竿而起，丢掉官帽算是小事，脑袋掉了也可未知。那些富户地主多是豪强人家，背后多有达官显贵，根本不好相与。灾荒年穷人卖儿鬻女，富人们却趁低价购地，江南的膏肥土地便逐渐聚在他们手中。“劝人出钱，如纯刀割肉”，地方官让他们拿出粮来赈灾，便是哭穷，逼急了便称要到临安控诉其苛政。如今有人要主动招俫这些穷鬼瘟神，还按人头给予“辛苦费”，实在是天大的好事。上司问及这些流民的去向，便可称前往了川西屯垦，或称落草为匪啸聚山林，被自己剿灭了。
蒙古人占领的北方汉地，官员则是极为阻止流民的逃跑，违者处死。蒙古贵族和汉军世侯严令不得放走一人，对于治下逃民多的基层官吏将给予严惩甚至处死。可汉民遭受到双重压迫，早已民不聊生，风调雨顺的年份倒好，吃糠咽菜倒也能活下去，如遇灾荒年份便只有吃树皮、观音土，甚至易子而食。虽然逃跑被抓后会被处死，但不逃终会瘦饿而死，不如前往那传说中的人间天堂搏条生路。
眼见治下的百姓拖家带口逃亡却无力阻止，北方那些基层官吏想到接下来残忍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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