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在洛阳一待就是几个月，新年在即，仍不肯起驾回京，反而热衷于发布圣旨，一道接着一道，任命了大批新官员，同时不停地召见留守京城的重臣，每次只见一位，除了宰相，三品以上的实权大臣，几乎都被叫到。
皇帝的应对之策由此变得清晰。
挨个召见大臣，是为了分化朝廷，这一招确有效果，同在京城的时候，大臣们十分团结，一旦分处两城，中间隔着函谷关，免不了彼此猜疑，只要是被皇帝见过的人，都要向同僚“自证清白”。
但大臣还是慢慢分化了，原兵部尚书蒋巨英调任大将军府掌印官，专职调查兵奴一案，一有人来说情，他就双手捧出军令状的副本给对方看，“本官的身家性命都在这上面，你说，我该怎么帮你？”
皇帝的另一招则让大臣们更加头疼。
新官员都是皇帝亲选的人才，品级不高，却被安插在重要部司，这些人有皇帝撑腰，个个都很狂傲，以未来的尚书、侍郎自居，一上任就挽起袖子要大干一场，令上司极为不满，同时也心怀忐忑。
京城大臣多已上交请辞奏章，皇帝扣留不放，原来只是缓兵之计，只待亲信成熟，就要将大臣全换掉！
没有几个人真心想辞官，皇帝只是要求释放私奴，并没有没收田宅，如果丢掉官位，损失可就大了。
大臣开始“反击”，做法是在其位而不谋其政，暗示手下的老吏可以怠工，皇帝既然派来了新官员，就让他们干活儿好了。
朝廷逐渐陷入混乱，影响之大，远在洛阳的皇帝也能感觉到。
奏章不再按时送达，晚个两三天已成常态，顺序颠倒，不分轻重缓急，偶尔还会有丢失，不是落在驿站，就是遗落在部司，追究起来，全是推委，谁做事谁担责，皇帝任命的新官员只好请罪。
皇帝仍不屈服，奏章混乱，他干脆不做批复，有了想法之后，直接下达圣旨，驿站不可靠，就派宿卫军甚至身边的太监将圣旨送往京城的宰相府，盯着宰相发布下去。
卓如鹤总算尽忠职守，他没有完全站在大臣一边，虽然不停地上书请辞，并且言辞恳切地请求皇帝以天下为重，稍退一步，但是没像其他大臣那样懈怠，只要是圣旨，都会照行无误。
大雪纷飞的季节，皇帝与大臣斗得热火朝天，“战场”逐渐扩张，最先加入的是一群读书人。
读书人也发生了分裂，一派支持皇帝，一派支持大臣，或是当众辩论，或是书信往来，各持己见，一些人甚至因此断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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