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说的礼教秩序要给贱者一定权力，也就是处于礼法下等的庶民一定权力，在这个时代属于很破天荒的话，但朱元璋的确不怎么反感给增加一些乡民权利。
因为历史上的他就很激进的主动给了乡民权利，不但把征税解税的权力给了民众，还允许庶民司法自主，甚至还给庶民可以逮拿吏员的权力。
谁让朱元璋对庶民乡老的信任超过对官吏的信任呢。
事实上，这也跟元朝自身有关。
元朝虽然对汉人的压迫很残忍，但却在思想上不怎么禁锢，对礼教秩序的维护也不怎么上心，皇权下乡更不用提。
所以，在朱元璋从小生活的乡村社会，作为甲主的蒙古人除了可能在经济上的掠夺与刑法上的残害很粗暴简单外，但在思想上的控制却不严格，也就让很多底层百姓反而被理学教化的不够，对什么礼教秩序认识也不深，很多连书也不再读，只接受了乡村自治社会的那种互帮互助的朴素价值观。
底层百姓出身的朱元璋对礼教秩序也就一开始没那么完全相信，只是历史上的他后来读了书后，且受儒士影响后，才开始越发认为礼教秩序很重要，甚至在即位之初认为元朝的失败就在于礼太宽。
但他在晚年又在发现许多权贵官吏并不愿意恪守礼教秩序后，又对礼教秩序重新开始怀疑，才意识到元的失败不只是礼太宽，也与礼本身有问题有关，而开始给民权力，希望靠乡民老人来监督官僚，等于又背叛了自己一直想加强的礼教秩序。
总之，历史上的朱元璋一直在思想上产生变化，可以说他手段狠辣残忍，但却不能说他为政保守，拒绝新事物。
他很多时候激进起来连后世的一些主张增加乡民权力的人都无法接受。
而现在，章诚的话，算是给他开辟了新思路，让他提前对礼教产生了疑惑，也就不得不重新思考。
但朱元璋没有选择立即赞同且支持章诚的观点，因为毕竟是章诚一个人这样说，而别的儒士给他说的是天下大坏是因为元廷教化不够，在礼教管控方面太宽。
朱元璋又不是人云亦云的人，他需要消化，需要自己去根据实际经验下决断。
所以，朱元璋没有一拍脑门地说章诚让他醍醐灌顶，只在过了好一会儿后才道：“今天的谈话，还请章先生不要告诉他人。”
章诚点首。
接着，朱元璋又问道：“你真认为会有不少儒士主动来投附咱，而且不久之后就会有？他们真不那么看重礼教秩序？咱要是提出
…。。